2003年，英国著名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介绍了我们时代的12位大思想家，纳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名列其中。纳斯鲍姆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哈佛、布朗、牛津大学，现为芝加哥大学法学、伦理学佛罗因德（Ernst Freund）杰出贡献教授，并同时受聘于该校7个院（系）。她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三主席之一，并被全世界37所大学（学院）授予荣誉学位。纳斯鲍姆教授被视为“新斯多亚主义”的代表人物，她已经出版的17部专著涉及古典学、政治哲学、法学、博雅教育、女性与人类发展等众多领域。同时，她还是当前美国最杰出、最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其观点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澳大利亚都颇有影响。 为了让中国学者分享其古典学见解，以及她关于情感与理性、社会正义等哲学、政治问题的思想，2010年5月18日，纳斯鲍姆教授如约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接受了本人的访谈。 一、古典学与施特劳斯学派 谭安奎：首先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事情了。我想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中国学者更多地了解您的观点。从您20多年以前到中国访问，尤其是自《善的脆弱性》① 一书的中文版出版以来，在许多中国学者的眼中，您首先是一位杰出的古典学家。事实上，古典学也确实是您职业生涯的起点。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这样一个学术起点对于您思想的发展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纳斯鲍姆与谭安奎 纳斯鲍姆：事实上，根据我对我自己工作的理解，这个看法其实并不那么准确，因为我对一些一般性的问题感兴趣，例如情感（emotions）的本质，尤其是一个体面社会的本质。我之所以进入古典学的领域，是因为根据我早期所接受的教育，我知道在这个领域中，包含着对这些问题的一些有趣的讨论。当然，在美国的中学教育里面没有哲学，所以我首先是通过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接触到这些问题的。 当我进入卫斯里学院（Wellesley College）之后，那里的哲学系也不怎么讨论这些问题，但我感到在古典学系里，却在进行一些有趣的关于情感问题的讨论。因此我其实是早就对这些一般性的问题感兴趣了，然后进入古典学中去探索这些问题。然后我继续以许多其他的方式去探究这些问题。我从事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文学的研究，而且后来也热爱这方面的教学，并时不时地在这个领域中做一些专业性的工作。你可以看到，在我的政治哲学以及关于情感的作品中，有许多洞见是我从古希腊、古罗马那些思想家那里得来的。我认为斯多亚派对情感的解释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情感理论，我从中受益良多。我同时认为，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派提出了许多政治哲学方面有价值的见解，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获得灵感。 谭安奎：在您早期的杰作即《善的脆弱性》中，您说在古典时代的悲剧诗人与哲学家那里，有一种对人类善及其冲突的描述，这种描述在您看来非常有价值。这种描述究竟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洞见，尤其是当代社会思想中所欠缺的洞见？ 纳斯鲍姆：我认为，许多当代的社会思想都简单地假定，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使得这些善可以用单一的尺度来衡量。这是因为功利主义对我们的政治、社会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甚至政府部门都经常以为，人们所追求的不同的东西完全可以被视为不同数量的效用，因此权衡折衷就没有悲剧性的一面。因此我一直认为，这些古典悲剧中多种多样的善之间的冲突，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冲突的深度，以及它们确属不同的善这一事实。当我们面对这种冲突的时候，如果我们认识到，人们确实自然地同时需要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冲突。然后我们就可以努力谋划未来，让这些悲剧性的冲突不发生。我想这是黑格尔已经认识到的东西，他认为，悲剧帮助我们提前思考未来，以便通过明智的规划在一定程度上排除这些可怕的冲突，这是悲剧的政治贡献。 谭安奎：但另一方面，说现代社会与现代理论对善的多元性及其冲突揭示得更多，也强调得更多，这似乎也是一个老生常谈了。 纳斯鲍姆：我不太相信你的这种说法。无论如何，在美国，功利主义几乎完全主导了公共讨论，在政治哲学中你根本看不到多少对这种悲剧性冲突的承认。当然，康德式的理论，比如罗尔斯的理论，它们构造得要好得多，从而可以认识到善的多样性。但这样的理论在我们的公共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谭安奎：我还有一些关于古典学的其他问题。您和施特劳斯学派都对当代理论与公共文化中的相对主义、历史主义深表担忧，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您可以为民主提供一种古典的辩护，而布鲁姆（Allan Bloom）在其《美国精神的封闭》② 一书中却仅仅为我们提供了“非民主的前景”？③ 纳斯鲍姆：呵呵，这是个不错的问题。你说得对，我和施特劳斯学派都关心相对主义的问题。我确实不太明白施特劳斯学派的立场，因为它总是表达得如此间接，例如通过对文本的隐微解读之类的方法。但依我的立场，我们所能捍卫的政治观念就是最能够经得起批判性反思的观念。而民主将是这种观念中的一部分——当然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当然这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民主，它要打算为人的各种其他可行能力（capabilities）提供支持，这些可行能力具有独立于民主的价值。这种立场与我将之与哈贝马斯所关联起来的那种立场是不一样的。因为事实并非是，所有其他的善都是从民主当中派生出来的，我认为它们具有内在的重要性。因此，健康、对身体完整性的保护、教育等等，它们都是有内在价值的。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所有这些东西但却没有民主，它也包含着一些值得称道的东西，只不过不是一应俱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