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并不单纯是抽象的话语形式问题，甚至也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局限在特定学科范围内的“纯学术”问题。就其社会实践根源而言，学科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植根于民族复兴的社会变革实践和未来筹划中；就其学术史根源而言，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植根于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现代性自觉和自我培育的历史实践中，也植根于从“教育学中国化”到“创建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发展的民族自觉中。因此，中国当代教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问题，既是宏观的社会发展诉求在学科建设中的具体表达，也是被作为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中外关系问题”[1]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更新性呈现。 在谋求多重“对话”的意义上，关于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当代建构的探究与审议，将有可能开启一种双重的学术自觉：一方面，这种自觉是反省性的，它要求学科共同体真诚地检讨当今中国教育学科建设中内生性话语及其体系阙如的流弊；另一方面，这种自觉又是建设性的，它要求学科共同体自觉引领当代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积极创建。这意味着，发展中的“中国教育学”，正试图摆脱对于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逐渐提出其“本己的自律性要求”。[2] 一、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价值证成 对于中国教育学科而言，话语体系建构的议题，无疑是一个自上而下，由普遍性到特殊性的演绎性课题。但这一课题在教育学领域内之所以具有适切性、现实性和紧迫性，不仅是因为这一普遍性议题抓住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公共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教育学所面临的诸多根本性、内生性的问题，也能在这一议题中得到深刻的诠释，并可望在进一步的审议和探究中获得新的理论方案。 (一)现实证成：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时代诉求 话语体系表面上涉及“说什么”“怎么说”等语言表述的形式和技巧问题，但实质上却内含着言说者一定的思维方式、思想认同、价值立场和民族观念。上升到国家层面上，话语体系一定程度体现着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黑格尔(Hegel，G.W.F.)深刻洞悉了学科发展与民族语言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认为，“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3]。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之所以构成教育学发展中具有现实性、实体性的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自引进教育学至今的一百余年时间中，尚未真正达到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掌握”这门科学的水平。这不仅影响到学科自身发展，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学科介入社会实践、表达中国经验和参与国际对话与传播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时曾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4]不难看出，作为公共性议题的学科话语体系建构问题，固然需要由具体的学科入手，但其发展愿景，却与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紧密相关。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显著提升，但是根植于中国独特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则处于明显滞后状态。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没有形成一套综合、完整、系统的话语体系来成熟地表述中国经验，传递中国声音；反映中国思维、凝聚中国价值观念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未能有效参与到国际对话中，甚至有关中国问题的探讨与研判，也往往建立在西方思维与西式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转型变革实践中的原生性理论缺席和学术话语主体性失落的处境，使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实践经验对内凝聚成具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对外推动中国理念和经验的国际交流和传播，这是中国当代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无疑是超越学科的，但其实现又扎根于每一个具体学科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性质的问题，也不可能仅仅落脚于某种外在的设计和精致的包装。如若仅仅把它当作一种理智的技术操作来进行理解，忽略其背后深重的历史使命和现实关怀，则非常容易将话语体系建设议题狭隘地当作一项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虚浮的表态。 (二)逻辑证成：“普遍性·特殊性”关系问题的方法论辨析 从逻辑上讲，“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议题，内在地包含着“全球化·本土化”框架中的“普遍性·特殊性”问题，即它需要在逻辑上回答是否存在及是否有必要建构“中国”独特的教育学话语体系的问题。是否存在的问题，涉及哲学社会科学之本质与属性的问题；是否有必要的问题，背后牵涉到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首先，哲学社会科学相较于自然科学，往往具有更强的历史性、人文性和民族性。这些特性不仅表现在知识与社会历史实践的内在融通上，也通过概念、研究范式等传承并表达出来。因此，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孕育、发展和传承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谱系，往往表现出与其文化传统相一致的特征，也因此表现出与其他文化传统所孕育出的知识谱系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内含于学科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中；外显于学科的话语体系中。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民族性和人文性特征，推演出了基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学术话语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是西方学术源流的产物，体现的是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不同文化传统和相应的话语体系无疑存在对话、交流和彼此融合性发展的必要和可能，但却不应该走向彼此的占有或屈从。如同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轨迹一样，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也是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生态中，在传统与现代持续而复杂的角力中逐渐推进的。从晚清到“五四”，从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到冰河期，从学术发展的十年停滞到改革开放后学术的再回归，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借鉴外来资源时，尽管学习、模仿的对象几经变迁，但延续一个世纪的内生性问题，是与文化传统的疏离。尽管由“理性”而滋养出的西方学术有值得中国学术镜鉴的可贵资源，但“心性之学”“道德文章”“训诂考据”等带有鲜明中国文化传统特质的话语与研究范式，依然有其极为丰富的当代价值，且对于中国学者的民族文化认同、中国学术学科的典范建立，均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就此而论，在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一般性问题上，突出“中国”特质，是一个有着强“实体性”内涵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