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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2018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转载论文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文章来源较为广泛，在被全文转载的文章中，其源杂志所占篇目较多的依次为《教育研究》、《教育发展研究》、《全球教育展望》等。从第一作者所属单位性质看，高校仍然处于绝对主体地位。教育学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在教育基本理论、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与经济、教育科研、德育、课程与教学、教育技术、教师教育、教育史、比较教育等领域都有所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新中国成立70周年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教育体系、人工智能与教育、教育评价、教师队伍建设、区域教育协同发展战略、国际教育等是教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三)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统计 从第一作者所属单位性质来看，高校处于绝对主体地位。2018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转载的文章总计220篇，其中208篇文章的作者来自高校，比例达94.5%，较2017年有所上升；有3.7%的文章作者来自科研院所，较2017年比例有所下降；还有1.8%的文章作者来自其他单位。 就高校而言，文章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仍以师范院校为主。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并列榜首，东北师范大学列第二，南京师范大学列第三。在此仅对转载文章3篇以上的单位进行排名。(见表2) 
就教育科研院所来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均有文章收入2018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 二、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研究 教育学地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学科的独立性，其支撑着学科认同，事关学科的尊严与价值，影响教育学术的健康发展与教育研究群体的专业地位。 走独立的学科发展道路，教育学需要建立自身的学科同一性，而这有赖于学科基本概念和术语体系的建立。有学者指出，任何一门基础性质的学科，只有形成本学科的专门概念，并尽可能严格地保持自身的基本概念，进而培植出本学科独立的见识，作为研究范围的核心，才可能在林立的基础学科群中具有独立设置的价值。当前在我国，原为表述教育学科基本概念的学术用语，如“教育”、“教养”、“教学”、“课程”等，已经随着教育事业的普及而成为日常用语，导致本学科基本概念泛化，从而使教育学中专业理论与非专业陈述混杂。对教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要从教育学基本概念的分辨与澄清入手。[1]教育学概念既是我们在经验基础上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也是我们在更高水平上进一步形成新概念，并以一系列概念为基础建立新理论的重要基础。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并非是某种看不见的教育存在的逻辑显现，而是以可观察的社会事实为基础的，从社会事实中抽象出来的，扬弃了具体社会事实的个别性，从而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某种普遍性的观念体系。这种概念化过程使教育学从经验层面上升到理性层面，而基本概念体系的建构则使教育学在系统化过程中成为一种理论，当这种理性抽象和理论建构借助一定的科学方法使其建立在坚实的客观基础之上时，教育学也就跻身于科学的行列了。[2] 学科的独立性有赖于学科知识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学科的首要功能是理论知识的生产和独特体系的建构。[3]有学者指出，人们在学科比较中感觉到了教育学的孱弱，尤其表现在教育学至今仍未凝结出一个公共性的知识体系，且对人类一般智慧的贡献乏善可陈。知识意义上的系统性和思想意义上的深刻性，在迄今为止的“公共”教育学中均未充分实现，结果是，教育学在相对成熟的学科面前显得零碎和过于实际，而在教育实践者面前又显得高深和脱离实际。教育学的未来会逐渐步入教育知识的生产自运行阶段，教育思想才是教育学的核心。[4] “独立”追求的是摆脱依附。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关注的是教育学对其他学科的概念依附、方法依附、观点依附、视角依附等，但很少有人深入到尺度依附、标准依附等更深层次的依附对象。后者属于根基、源头和原点，有什么样的科学尺度、标准，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概念、方法、观点和视角。教育学需要依据教育学的立场，通过明晰教育学的边界，建立起自己的“科学逻辑”，摆脱对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在“科学尺度”和“科学标准”等方面的依赖，形成以教育学的科学逻辑为基石的教育科学，走向独特且独立的教育科学。[5] (二)教育改革与发展：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困境与突破 如今，我国社会各个领域改革全面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教育改革更是处于关口与拐点之上，一方面是改革的趋势不可逆转，另一方面是原有的改革模式与道路难以为继。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教育发展的主旋律，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是教育领域重大的战略性务，是决定我国未来教育走向和命运的关键举措。[6]当前教育改革主要在以下方面应有所突破。 一是提升教育政策品质。缺乏有效的政策理论指导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此，需提升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品质，以更好地引领和支撑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7]二是重构改革方法论。方法论偏差使我国教育改革明显缺乏综合性、整体性、设计性、协同性品质，没能处理好规模与质量、效率与公平、专业逻辑与社会需求、要素突破与整体推进、自由探索与顶层设计的关系，造成教育发展的失范、失衡与失序现象。改革方法之改革应该尽早成为改革的基本内容，这是实施全面改革的必要前提和基本保证。[8]三是建立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目前，我国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还不健全，所导致的教育问题也较为突出。建立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求，是教育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需要，是现代教育制度变迁的历史必然，是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内生需求，包括系统化育人制度、多样化办学制度、法治化管理制度和立体化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全面的服务特性、深刻的合规定性、多元的价值统一性、系统的力量整合性、积极的现实干预性，可按照统筹设计、改革推进、实践博弈、立法固化、持续完善的工作链条进行。[9]四是推进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更加凸显了内涵式的发展路径，应防止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泛化论”，警惕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增量论”，避免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政府主导论”，具体落实在调整教育领域的供给和需求关系等一系列着力点上。[10]五是调整育人机制。随着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科技变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势必将扩大现阶段发展矛盾所带来的影响。我国必须重视优化全国劳动人口的技能结构，把建设一支能够迅速适应新型经济格局与生产方式的劳动者队伍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优先位置。教育系统作为我国最大的劳动力培训体系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源头，必须做出相应调整，调整方向为重视培养学生基础技能，促进快速学习能力的习得；建立新型“协同教育”供给模式，解锁教育质量制约因素；建立新型“终身学习生态圈”，积极推进劳动力技能升级。[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