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智能思想是有其特色的。这特色就在于中国历代思想家都恪守着一个传统——智力与能力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概念。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也无论是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多么对立的思想家，但在智能的相对独立这一点上都没有例外。所谓智能的相对独立是指：智力与能力是两个内涵不相容的各自独立的概念。其中智力为认识活动的范畴，能力为实际活动的范畴。但二者又是密切联系的。比如二者都是在“材”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同一层次的概念，智力常常通过能力加以表现，甚至智力可以转化为能力。显然中国古代的这种智能相对独立论是与西方心理学智力包含能力，即智力是能力的上位概念和前苏联心理学能力包含智力即能力是智力的上位概念不同的第三种“思潮”。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智力和能力以及智能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那么中国古代先哲们是怎样理解的呢？ 中国古代的智能相对独立论首先表现在对智力与能力概念的探讨上。现代心理学中智力与能力，在我国古代一般称为“智”与“能”，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最早对智能问题进行考察的是孔子。孔子就是智能相对独立论的先驱，他开了从认识范畴考察智力和从实际活动考察能力的先河。他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表现在认知水平的智力有明显的差异：“回也闻一以知一，赐也闻一以知二。”“闻一知十”、“闻一知二”显然属于认识活动范畴。他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将人的智力划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种类型。所谓：“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这些早已人尽皆知。孔子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也发现学生在实际活动中能力存在着差异：“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为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之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由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孔子所考察的是几位学生在实际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能力特点，具体的说是对几位学生从事政治、管理活动能力的预测。当然，孔子没有直接使用“能”或“能力”的概念。但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考察和预测显然有别于前面以认识为参照系的考察，而是以实际活动为参照系的。用现代心理学的眼光看是属于能力。 继孔子之后，我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对智能进行过研究。有的智能并提，有的侧重研究智力，有的侧重研究能力。当然也有人侧重研究智与能的关系。但无论哪一种研究都坚持了由孔子创立的智能相对独立的基本传统。现依次加以分析。 一、关于智力的几种学说 中国古代的“智”就是我们现代心理学所说的智力。中国古代也有思想家直接使用了智力的概念。据现有资料考察最早使用“智力”一词的是韩非：“故听言不参则权分乎奸，智力不用则君穷乎臣。”此后就是汉代的王充。中国古代思想家是怎样理解智力呢？据个人归纳可概括为以下几个学说： （一）智力潜能说 智力潜能说是由孟子首先提出来的。孟子所强调的是人的认识能力，智力是来自先天的潜能。这一观点突出表现在他对良知良能的表述中：“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的这段话给了我们许多东西：第一，知（智）与能是两个平行并列的概念；第二，知（智）属于认识活动的范畴，能则是认识活动之外的范畴；第三，良知良能都是一种先天潜能。孟子之后，几乎所有思想家都承认，人的认识，人的智慧是在先天潜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耳有聪，目有明，心能思虑，这是历代思想家都承认的。比如王夫之就说：“夫天与之目力，必竭而后明焉；天与之耳力，必竭而后聪焉；天与之心思，必竭而后睿焉。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王夫之所说的这种“可竭”性就是这种潜能性，但王夫之比孟子的高明之处是他不仅认识到人的智力是一种先天潜能，而且还认识到智力的获得还需要后天努力。直接对孟子“良知”继承的是明代的王守仁，他不仅在概念上使用了孟子的“良知”说，而且在内涵上进行了发挥。他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性，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与，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与，亦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天所与于他人者也。”显然，他继承了孟子的思想，即人辨别是非善恶的，即所谓“良知”是“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不仅如此，王守仁比孟子走得更远，他为“良知”披上神秘的外衣，使其更加扑溯迷离。他认为“良知者，心之本体”、“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良知”也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甚至进而断言：“良知是造化的精灵”，以及“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不管王守仁怎样在“良知”身上层层包裹上神秘的外衣，我们还是可以窥探到“良知”是一种智力潜能的涵义。总之，中国古代的智能潜能说对中国古代智力理论研究的贡献在于它充分认识到了智力形成的先天因素，准确地说，该理论主张在先天的范畴内探讨智力的涵义，当然也就常常置后天因素于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