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的早期思想充满了争议。这种争议在某种程度上肇始于他的自我批评。他曾指责自己早期作品《心灵与形式》：“文笔极其做作，以我后来的标准看是不能接受的。”①对他而言，影响更大的《小说理论》也只是一种思想史文献②。然而，几乎同时，吕西安·戈德曼则首肯卢卡奇早期思想的意义，从中提取了“悲剧世界观”这一主题，并将其熔入到自己的思想之中③。可见，围绕卢卡奇早期思想一开始就出现了分歧：它已经过时，还是仍存在着强大的回应现实的生命力。 很多论者遵从了卢卡奇的看法，将卢卡奇早期思想划分为问题和方案。他们认为卢卡奇的意义在于前者，因而将他视为世纪之交资产阶级文化危机的一个代表性人物④。对此，霍耐特有过清晰的表述：“卢卡奇早期著作的现实意义不在于他的理论视角本身，相反他的潜在的现实意义表现在……能够针砭时弊地指出文化整合的乱象。”⑤但是，仔细推敲这些论述能够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基本都认为卢卡奇早期的问题意识是一成不变、铁板一块的。然而，这并不符合卢卡奇早期思想的实际。它也很难清楚地解释卢卡奇早期思想与他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思想之间的联系。因此，有必要重新回到卢卡奇的问题，重新理清他早年的思想历程。对此，笔者认为马克思·韦伯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条思路。他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曾提及卢卡奇早年关注的一个问题：“艺术作品存在，这是如何可能的？”⑥从这个问题入手，我们也许能够更好地呈现出卢卡奇早年问题意识的复杂性以及与这种复杂性相对应的诸种方案。通过这一澄清，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卢卡奇的现代艺术思想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也能更好地理解卢卡奇经由审美—道德，一跃而进入共产主义的心路历程。 一、生活对艺术形式的瓦解 艺术存在的可能性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近代以来，黑格尔首先从绝对精神角度立论，认为艺术已不能满足绝对精神的旨趣。为此，他提出“散文气味的现代情况”⑦，从现代人的意志状况角度证明艺术衰落的必然性。如果说黑格尔从人类心智结构的现代转型推论出艺术的可能性难题，那么，之后的马克思、西美尔则是从经济社会的角度对此做了进一步引申。 与他们不同，卢卡奇从“生活”的角度来聚焦这一情况。他生在一个颇好社交的资产阶级家庭，很早就对这种附庸风雅、礼规重重的生活感到厌倦⑧。在这种压抑厌倦的情绪中，他与情人伊尔玛·赛德勒（Irma Seldeler）的亲密关系为他的精神提供了一种启示。他如此自白：“既便我们能够在一起——在生活（life）中这也无济于事。琐碎的解释，去谅解并仍然相爱。生活（the life）抹去了一切；时间，发展以及瞬间。不管别的事情如何，生活（life）能够将人带到一起，这些人（不可忽视也不能忽视）都是经验上互为彼此的命中注定。但是，生活（the life）从不会忽视任何事情。它超出了时间和空间。这里没有遗忘，没有谅解，没有感伤。在生活（the life）中，本质与本质相联系。”⑨ 在这里，他区分了两种生活：一种是生活（life），它充满了“琐碎的解释”，是时间和经验的领域；而另一种生活（the life），它“超出了时间和空间”，在其中，“本质与本质相联系”。这两种生活，一种因意义缺失而分崩离析，因此充满琐碎的心理学解释，另一种则本质与本质相联系，完整而有意义。质言之，一种是异化了的经验生活，另一种是超越异化的本真生活。这种亲密关系所提供的就是后者，而不是前者⑩。在另一处，卢卡奇分别将这两种生活称为“经验生活”（empirical life）和“真实生活”（real life）。他如此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掩盖在经验生活中的真实生活总是不真实的，总是不可能的。……为了活着（living），人们必须否认生活（life）。”(11)这样，生活具有了“经验的”和“真实的”二重含义，并且后者总是在前者中窒息。 卢卡奇早期对现代社会的观察和认知很大部分受西美尔的文化社会学影响。在西美尔看来，劳动分工和技术手段的革新导致主观文化（subject culture）与客观文化（objective culture）的分离和对立。这种趋势随着分工和技术的发展，“主观文化对客观文化感到陌生，感到勉强，对它的进步的速度感到无能为力”(12)。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出卢卡奇的经验生活与真实生活同西美尔的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之间有着高度的结构一致性。只是，西美尔随之将这种关系永恒化为这样一种生命哲学：生命既在形式之中，又超出形式之外，“对生命而言，超验是内在的”(13)。在他那里，主观文化从属于生命范畴，而客观文化从属于形式范畴。这样，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就始终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相互修正的循环运动之中。因而，这两种文化的分立和疏离就成了人类不可避免的宿命。然而，正在此处，卢卡奇与西美尔分道扬镳，他采取了拉斯科（Email Lask）的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哲学方案(14)。尽管西美尔和拉斯科的方案都与康德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思想史上看，生命哲学上承叔本华、尼采，将康德的“物自身”直接当作生命/意志(15)，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意志主义”——或卢卡奇后来所谓“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路；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哲学则坚决反对这种意志主义思路及其导致的相对主义。对此，拉斯科的老师文德尔班曾明确表示：“相对论是哲学的解体和死亡。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哲学有自己的领域，有自己关于永恒的、本身有效的那些价值问题，那些价值是一切文化职能和一切特殊生活价值的组织原则。”(16)由此可见，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哲学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价值绝对主义立场；对价值普遍有效性的强调。这两点也集中地体现于卢卡奇早期的“形式”概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