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8)11-0129-08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1985)、海勒(Katherine Hayles)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1999)以及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的《后人类》(2013)等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后人类”(posthuman)作为一个关键词进入了学术话语场域。由于生物技术、虚拟现实、义肢、药物学、机器人、基因控制等技术的发展，人与非人(尤其是机器和动物)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传统上那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遭到质疑，学界开始讨论如何进入“后人类”时代的问题。这就是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作为学术话语的缘起。作为当代西方后理论的一种形式，后人类主义虽然与很多后现代思潮，比如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等有相近之处，但它更强调跨物种的关系，比如人与动物、人与机器之间“共生”(symbiosis)或“共同生成”(becoming-with)，以此挑战传统上人与非人之间非对称的权力关系。后人类主义产生之后，很快就渗透到教育领域，它不仅挑战了传统人文教育的理想，而且还要求重塑教育，并创造了“后人类教育学”“赛博格教育学”的概念。后人类主义对教育的思考，它创造的新的教育模式，能否真正解决今天全球化时代教育的“危机”呢？本文将首先探讨后人类主义的产生以及它对教育的挑战和重塑，然后审视它在教育实践上存在的难题，最后我们将展望一种更有张力、更具开放性的人文教育。 一、后人类主义的产生及其对教育的挑战 后人类主义真正进入学术话语场域，还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哈拉维1985年发表的“赛博格宣言”虽然被看成是后人类主义的奠基之论，但她当时并未使用“后人类”概念。1995年佩佩雷尔(Robert Pepperell)写了《后人类条件》，第一次对“后人类”作出了如下界定：第一，它标志着被称为“人文主义”的社会发展时期的终结。第二，它指向了我们传统上塑造的“人”的概念的深刻转变。或者说，我们不再以过去习惯的方式思考人了。第三，它也指向了生物和技术之间的聚合关系，尤其是两者之间交叉和混合关系。①这本书的末尾还专门加上了附录“后人类宣言”。作者在宣言中说：“人文主义者在一种与周遭的对抗关系中将自身看成是优越的存在者，与此不同，后人类则是在一个延展的技术世界中将自身存在具身化。”②这句话的典型性在于，它揭示了后人类主义两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方面，它挑战了以“人”为中心思考人与非人关系的二元论；另一方面，它认为在人与机器、动物以及物质世界之间，彼此“共生”或“相互生成”，不再有任何绝对的鸿沟和界限。 在讨论人与机器之间的混合体即赛博格时，哈拉维说：“赛博格远不是标记出一种把人和其他生物区分开来的高墙，而是标记出一种不安而又快乐的紧密结合。”③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也说：“在后人类看来，身体性存在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不同的或者绝对的界限。”④由此可见，后人类主义不同于其他后现代思潮，它针对的是传统上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人是优越存在者)、认识论(主客二分)和伦理学(将物“人格化”或作为移情对象)，特别是人与非人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随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再生医学、机器人技术、3D打印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赛博格的出现，使后人类主义代表看到了重新思考“人”的契机。 首先，后人类主义不同于其他后现代思潮，它虽然也批判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客观知识”概念，但它不是旨在某种道德和认知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导致了道德和认知相对主义，后人类研究则是一种新的基础主义，它重新将主体性概念和实践奠基在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和分裂的世界上。”⑤也就是说，后人类主义要求重塑主体性，以突破传统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观念。在它看来，传统人文主义将人的存在作为绝对中心，通过主体/客体二元论来认识世界，将动物“人格化”，这些都包含了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以及对“他者”(包括动物、机器、妇女、黑人以及殖民地土著等)的优越感。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背书了一种权力逻辑，而且还破坏了与“他者”共同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今天普遍的生存危机。将赛博格作为物质和文化的原型，后人类主义者要求打破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自我与他者、理性与情感、智力与身体之间的边界。它思考的新的“主体”，新的“基础”，不是说它又回到了“普遍的人”的概念。“后人类不可能是一种新的普遍性，不仅因为后殖民的、女性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批判导致普遍主义失去了吸引力，而且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像一开始的那种方式思考‘人’了。”⑥ 其次，后人类主义塑造了一个人与非人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具身化的世界概念。在这方面，它不同于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后者要求超越人的生物限度，通过新技术“增强”人(包括体能、智力、情感和道德等)。它还要求将人的智能下载到计算机从而通过技术手段获得永生。由于超人类主义的目标也是“后人类”，它通常也被看成是后人类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⑦但是，在海勒看来，这种后人类主义是“坏的”后人类主义，因为它只不过将“后人类”的目标嫁接到自由人文主义的自我观念上。它只不过重申了启蒙的基础价值，比如理性和自由个人主义的观念。“后人类不需要被恢复到自由人本主义，也不需要被解释成反人类。”⑧布拉伊多蒂也认为，如果超人类主义可以算作后人类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话，那么像海勒和她自己的这种后人类主义，则应当是被看成是“批判的后人类主义”：“批判的后人类主义，我们将在文学、大众文化以及理论中称之为哲学和政治论题，它是对传统主宰的、同一性的、自主的人去中心化，以便证明人总是已经与多种生命形式、机器共同演化，相互构成。”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