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活 求真求实

      作家应该有尽可能深厚的生活经验积累，或者说应该深入生活。实在说，这并非现代的新发明，外国古代一定也已有，而在我们这里则以简明的理论形态来表达的，在文艺创作各个领域里，至少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庄子寓言《庖丁解牛》、《轮扁轮》等谈的虽都不属文艺创作，但向被文艺家作为需要多年参加生活实践，仔细观察研究，才能熟谙艺事的例证，更还是两千年以前的事。以后山水花草虫鱼画家主张必须外师“造化”，造化即自然，画竹需要长期早晚注意它的动静姿态，达到“其身与竹化”的程度。至于写世态、人情、物理，则几乎已成大家口头语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世来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中就可明白前人对文艺创作与深入生活的密切关系与理解已达到何种高明显豁的程度。试问后来的种种主义，那样的千言万语，实质上比这几句简洁明白的话能超出多少？

      然而，五十年代前后，受苏联体制影响，文艺界盛行“深入生活”的说法则有了新的内涵；要深入群众、参加运动和斗争，在火热斗争中塑造自己，等等。深入生活的方式，有走马看花、下马看花、挂职工作、长期落户等等。“深入生活”便有为了扩大视野，学习新事物，向工农学习一辈子，改变原来生活道路的意味。认为这样做了，可以加强文艺的党性，更便于文艺从属于政治，做特殊材料，当驯服工具，达到“政治第一”的要求，也更便于把原属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脱胎换骨”地改造好。作家工作的好坏，成就的高低，全以“阶级斗争为纲”，“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这一基准来评判。这就是在传统的观念上增添了的新东西。而这一时期在“深入生活”这一名义下实行的一切举措，实际上便是根据这时执行的路线施行的。

      扩大视野，接触新生活，理解新人新事，为作家们创造条件，原是很好的事。今后也还可以这样做，作家会欣慰。但在上述这种体制和主导思想下，原来很好的事却反而办得极不成功。原因在于，深入生活其实毫未深入，也不容深入，不能深入，派人下去的目的，主事者原图扩大宣传所行政策的无比正确，所得效果的十分巨大。“结论”在下去之前早已有了，就是红头文件和媒体社论中的调子。作为驯服工具，作家的责任在执行政策，搜集符合要求的材料，把思想观念假托给人物、故事加以图像化，便成文艺“作品”。上面要什么，下面就得提供什么。真是一呼即应，一呼百应。有的人趋奉意志，还要超额完成，越来越“左”，显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这个执行过程往往是“一条龙”完成：上面出题目，中间选择作家，务求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的；下面选定去的地点，务求模范地区；蹲点接触的也是模范先进，而执行这种政策最卖力的是村、厂或代表人物。未必所有主事者都未想过古代的采诗官那样派人下去可能得到点施政反应的真相。真正老百姓的下情，也未必所有下去的作家都没有看到一些苦情。但三十年左右的“作家下乡深入生活”，能够发表出版的作品无可讳言几乎全是一派歌颂“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声音。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空前。在革命名义下所谓的“深入生活”从此走向反面，即脱离生活，脱离文艺，脱离社会进步。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似乎有人尚未牢牢记住。用这种文化专制、自欺欺人的做法来办文艺工作，注定会反文艺、反历史。在这种年代，不但出不了精品和大师，反把原有可能成为大师，再写出些好作品来的道路阻断了。几乎没有一个过去有较大成就的作家这时再写出过好作品。不再被容许写作，和太听吩咐地写作的，一样被耽误了。这是本世纪中国文学界受到的一场极大挫伤。

      “深入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无疑应该是深入了解现实社会生活的真相，既便于作家真实地描写生活，表现生活，也便于作家认真认识、分析、理解、评价生活。深入生活，可使作家更深广地贴近普通老百姓，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意见和愿望。这是作家力图改善人生，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必要条件。在今天，也就是作家对改革开放，并还要深入下去这一大政方针尽责的必要条件。新时期以来我们已有了不少改进，大家看到了成绩，得到了实惠，不只是过去那种大言不实的空心汤圆了，这是一大改变。但困难仍不少，社会风气特别是贪污腐败，形式主义还很严重，有待努力再进一步。缺少居安思危意识，混混噩噩，粉饰太平，令人忧虑。如果我们很难听到什么震聋发聩，让人猛省的批评的声音。这怎么会是正常的呢？“深入生活”只要肯听，不管到什么地方总有些民间的不同的声音。这是必然的、有良知的、负责任的作家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报喜、不报忧了。再不能只听吩咐，而不用自己的头脑了。《礼论·五制》“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作家们深入后写的东西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民心？是否把现在流传在民间的许多批评性顺口溜送陈上去？其中确有很多维妙维肖的佳作，或可警醒不少官僚。《汉书·艺文志》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相信主流同志中一定也有抱着这种心意，通过了解下情，自我批评，自律来求改进，积极争取安定团结的。那么，如果仍像过去那样，一味歌颂，讳言时弊，就极不明智通达了。过去那样的上吹下捧关系，实际是一种封建社会的主仆关系。如果已经有了前三十年的严重教训，还想走老路，行吗？能心安理得吗？

      不能不警惕近来有种论调，似乎现实主义的文学可以容许违法乱纪，道德败坏的行为，因为有种人出了一点经济力气，怎样作践别人都可将功折罪，甚至仍可记功，似乎一时和稀泥没出事就成了安定的功臣。有人认为写了这种事就是新现实主义难得的特点。存在的便合理，便可肯定？一时一事的苟安岂可立即看成可以长治久安之计？实际上对向来尚在艰难之中的人如何可以再分配些艰难上去，忍辱负重？又有人在批判“批判的现实主义”了，就因有些作品作家还在批判某些时弊。这些现象值得大家深思考虑。歌颂应歌颂的，批评应批评的，在今天都是改革开放深入所极需要，是这个共同目标能并举不悖的。没有批评，就没有现实主义。只要歌颂，不容批评，怎能前进？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意思很多，它本是批判的哲学。但过去确实不容批评。反右时赞扬过的，说是“抽象肯定”，应邀批评的几句，便说这才是“具体否定”，足够算罪账。把所有问题都归进“本质”名下，触及其中某个问题或有所疑议便说这是妄想否定本质，图谋篡政。你批评了，便说这是现象，非本质，是支流，不是主流；是一个指头，不是九个指头；是道听途说，未经调查研究；是断章取义，不是全面观点。不同意苏联专家的某些观点就会成反苏主义，主张加强科学研究，多听内行意见就被说是要冲击政治，反对领导。诸如此类，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