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2146(2006)02-0001-09 近年来，滥觞于电影业而逐步形成为一种文化时尚的叙事方式逐渐形成，这就是所谓“大话”和“戏说”。虽说它的良莠不分鱼龙混杂的格局招致了一些批评，但毕竟昭示着曾经游走边缘的大众文化如今已登堂入室成为文化界的新贵，对那种通常总是不苟言笑、正襟危坐的强势文化形成解构。在此意义上的“艺术与大话”的关系，同样也是由一个旧命题演绎出来的新话题，实质也即“艺术与游戏”的关系。其内涵是关于艺术与娱乐的关系的一种延伸，其意义在于对艺术的精神内涵作进一步的考量。本文借助“艺术与节日”的关系，对这个话题涉及的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进行讨论：一是，近代以来以西方文论为主体的诗学思想，何以在探讨艺术的本质时总是要与游戏活动相提并论；二是，什么是审美批评理论借助于游戏文化谈论艺术实践的真实意图与实际意义。 一 游戏的形与神 通常认为，游戏论诗学自康德美学正式开张，由其思想传人席勒予以实际落实。① 在某种意义上，席勒著名的《美育书简》也就是一部建构于“审美游戏”这个核心范畴上的“游戏美学”大纲。席勒视游戏为一种生命现象，认为“自然的游戏”并非人的特长，同样也为动物所拥有。但综合了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两大本能的想象力的自由活动，则以“审美游戏”的生成体现了人类的优越性。自此以降，艺术与游戏的关系成为诗学家们的关注焦点。从德国人康拉德·朗格(1855—1921)在《游戏与艺术中的幻觉》一文里提出：“艺术是一种适合成年人需要的提高的和美化的幻觉游戏”[1] (P142)；到荷兰人约翰·赫伊津哈(1872—1945)在《游戏的人》这部专论中表示：“所有的诗都产生于游戏：神圣的崇拜游戏、宫廷的节日游戏、竞争的军事游戏、好争辩的吹牛游戏、嘲笑与辱骂、机智与敏捷的巧妙游戏”[2] (P142)，将艺术视为一种营造精神世界的“审美游戏”的观点逐步成为一种强大的诗学思潮。用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的话说：文学只不过是游戏，尽管是高级的游戏[3] (P740)。 但就像人们面对艺术与娱乐的话题时一样，围绕艺术与游戏的关系同样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两种立场。即便是赞同的观点之间，见解也不尽一致。著名美学家沃林格认为：“人们对游戏本能的产物所提的要求，与向一部艺术作品所提的要求是不同的。尽管如此，大型雕塑的风格特征，在那些游戏本能的产物中也是可以证实的。”[4] (P83)现代画家巴赞则表示：“绘画不是把一个游戏的领域从生活区别开来，而是要对生活给予一个形式和意义。”[5] (P346)美国当代诗人吉柏特也明确提出：“无可否认，一首诗能够成为不假外求的存在。但是对我而言，假如诗只是那么一回事，那是不值得把生命投进去的。假如诗只是一种游戏的满足，我会拿它作象棋或食物般去欣赏，但我决不会为了它而拼掉我任何部分的生命。”[6] (P170)由此可见，在艺术与游戏的关系上，试图给予一个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不合适。 事情正如英国表现论美学家柯林伍德当年曾批评的那样：“人们常常把艺术和游戏加以比较，有时甚至把它们混淆起来了。他们从未对艺术的性质多加阐明，因为这些作比较的人们不肯费力想一想，他们所说的游戏意指什么。”因为在“游戏”这个概念里，既有各种自娱自乐的活动，也有诸如巫术仪式这样的活动，还有儿童嬉戏。“即使真正的艺术和儿童的游戏是一回事，我们大部分人也没有就此对真正的艺术加以阐明。”[7] (P82-83)只要我们仔细阅读那些著述便不难注意到，在很大程度上，评论家们将艺术与游戏相提并论其实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用阿恩海姆的话说，“游戏”一词是对一种生活情景中那些愉快的方面的借用，充其量表达了一种否定性的评价。因而当他提出“优秀的现代派艺术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游戏”[8] (P186)时，事实上是指这种艺术已不再真正拥有艺术实质，而成了一种徒有艺术之名的东西。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对“艺术作为游戏”这个命题作出肯定或者否定，不在于就“艺术乃审美游戏”这个立场进行赞同或者反对的表决；而在于必须确认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以及如何进行这种确认。因为“游戏”作为一种活动并不是一个简单划一的事物，而是一种具有若干属性的现象。不同的游戏形式之间不具有形而上学本质主义意义上的那种本质，而表现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一种“家族相似”性。这使得“游戏”的概念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能够跨越一些通常看来缺乏直接关联的事物。比如在最为古老的竞技游戏中，体现出一种以某种明确的规则为保障，意在通过种种竞争性的较量来炫耀自己赢得赞扬的动机。为此，赫伊津哈将一场正规的战争同野蛮的暴力杀戮行径相区分，将前者归为一场游戏而视后者为毫无价值的反人类行为。赫伊津哈还以此为据，不仅别开生面地将现代法律体系与健全的社会制度看作是一种游戏，而且还提出，“如果没有游戏精神，文明的存在将是不可能的”。[2] (P105-112) 虽说这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思忖一番却也不无道理。从日常生活里的搞笑逗趣到流血送命的战争行为，游戏活动的这种大幅度转移让理论家们试图借助几个抽象范畴将其一网打尽的计划屡屡受挫。因此，艺术与游戏的关系成了诗学史上迄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话题。但这并不表明游戏在逻辑上无边无际。否则，一种可以是一切的游戏反过来也可以什么都不是。“一个命题只能说一件事物是如何，而不能说是什么。”[9] 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表述固然容易引起歧义，但“如何”与“什么”的区分提示我们，避开抽象回到具体有助于我们走出思维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