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往今来，不少作家对批评家怀有偏见甚至厌恶感。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许多作家对批评的再创造不以为然。他们喜欢忠实诠释作品的批评，讨厌超越作者意图的评论。他们把作品视为不容他人染指的私有财产，把作家视为文学领域的唯一生产者。他们缺乏这样的意识：文学作品一经问世，它的价值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再由作家决定，而由接受者——特别是文学评论者决定。在文学价值的创造方面，批评可以达到不逊于创作的境界。 与上述作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些身兼批评家的作家，如王尔德、艾略特等。他们对批评有足够的尊重和宽容，对它的独立地位和创造价值也有清楚的认识。王尔德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一文里热烈呼唤创造性批评：“批评，在这个字眼的最高意义上说，恰恰是创造性。实际上，批评既是创造性的，又是独立的。……说真的，我要把批评称为创作之中的创作。”[①]艾略特也认为：“‘批评家’和‘创作者’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一个很有用的区分，……在我们时代，最有力的批评思想家是哲学思想家，总之，是价值创造者”，他的批评是“创造性批评”。[②]王尔德和艾略特的论述有所偏颇，且稍欠理论深度，但他们对批评的创造性和价值创造的突出强调，为后人进一步的探讨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学批评独立的学科地位日渐确立和批评主体性日趋受到重视，一些批评家开始从理论的高度认识批评的再创造，集大成者便是雷纳·韦勒克。他的“增值理论”可视为创造性批评的理论依据之一。增值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作品的内涵和价值具有可变性，文学批评可以使作品增值。“一部艺术品的全部意义不能仅仅根据作者和同时代人的看法来限定。它是一个增值过程的结果。”[③]一部作品如此，一部文学史也是这样。文学的发展不仅表现于新作品的出现和创造，而且表现在已有作品的不断增值和减值上。韦勒克认为，文学批评是使文学作品增值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批评中“大量的学说和见解，判断和理论，是人类积累起来的智慧”，它们永不止息地为作品“增值再增值”。[④] 《堂吉诃德》问世一百多年后价值剧增，从近乎闹剧的搞笑小说一跃成为具有历史和哲学深度的旷世杰作，其功劳绝不能仅仅归于作者，还应归于约翰逊、海涅、拜伦等一批为它增值的评论者。他们的创造性批评大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使今日读者对同一部《堂吉诃德》的阅读反应与塞万提斯同时代人大相径庭。我们看到的是具有超前意识的英雄为世所不容的惨剧。我们不再拘泥于荒唐可笑的虚构情节，而是将其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审视，认识到：正是社会的腐败才导致老实、正直、真诚、高尚、富于社会使命感的人成为众人的笑柄。数百年来莎学的丰富发展，使莎士比亚戏剧的价值变成一个漫长的累积增加过程。索福克勒斯剧作的内涵和价值，数千年来不断扩展变化着，是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弗洛伊德等人的批评促成了这种扩展和变化。布莱克、济慈的诗，斯丹达尔、卡夫卡的小说，都曾被埋没又被创造性批评重新发现。本世纪初以来，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神话学家对神话的再认识再创造取得了辉煌成就。神话的价值已远远超出所谓表现原始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幻想及其社会生活这一层面。神话的永恒魅力和恒久价值日益昭彰：神话体现了集体无意识等人类最根本的天性；显示着原始的思维方式和童年时代的人类对世界图景的直觉把握——而这种思维方式和直觉洞察力在那些被麻木了的、习惯于用逻辑思考去审视一切的现代人的思想中已被淹没；反映出人类共同且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影响着所有文化、所有民族和整个历史时代。 回顾文学史和批评史我们不难看出，在文学增值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正是那些特殊的接受者——具有相当艺术气质和创造能力的批评家。孕育并生下作品的是作家；养育它、延续它的生命并赋予这个生命以多种多样含义和更新更大价值的却是批评家和其他创造性接受者。 二 要实现增值，首先必须超越作者和前辈接受者对作品价值的已有认识和评论，即必须具备首创性，这是增值的必要条件。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如果不能充分完整地掌握作家和前辈评论者的评论材料，批评者就会误以为自己的见解具备了首创性，而实际情况却很可能是：他不过是在无意之中重复了前人的观点，根本谈不上首创和增值。这种情况在对流传久远的古典名著进行批评时，尤其容易发生，一些著名批评家也在所难免。批评家的生命和环境条件是有限的，一个莎士比亚研究者终其一生也读不完前人的莎学著述，岂不意味着他至死不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莎学评论？事实上，任何创新都是在一定参照系内的创新，任何增值也只能相对于特定时空范围的前人而言。然而，独创和增值的相对性，绝不应当成为创造性批评家降低对自己要求的借口。要实现被评论作品的增值，就要主动扩大自己的考察视野，使之涵盖作家的全部论述和尽可能多的前人批评——特别是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前人批评。考察视域的扩大，意味着再创造难度的增加，因为对前人批评了解得越多，往往越会感到无话可说、无新可创。但是，考察视域的扩大同时也意味着，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批评，才可能使作品增值。 要实现增值，还必须发掘并言之成理地证实作品在思想蕴含、社会探索、心态探索、艺术表现等方面的确取得了前人未曾发现的成就，并对这些成就对于人类精神宝库的丰富和艺术发展的价值作出判断，从而使读者大众信服和接受，促使他们将新增价值赋予作品。这是增值的充分条件。价值判断（价值发掘和论证后文阐述）需要批评者具备相当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和文学知识的积累，需要开阔的视野和宏观的考察。我们曾把华兹华斯等诗人称为消极浪漫派，轻视贬损较多，但20世纪后期的批评家却对他们的诗作进行了全面的、大规模的增值批评，将其文学史地位抬高到在过去无法想象的地步。这些增值批评中的一个主要的价值判断，是在宏观审视了整个人类进程之后、从人类最根本的两大需求出发而作出的。生存与发展这两大根本需求是人类进程中的一组难解的矛盾，在特定的阶段侧重于发展甚至有限度地牺牲生存环境，也许是不得已的选择。但具体到一个作家或一个流派，无论他或他们强调哪一个方面，对人类来说都是一种积极态度。生存，要求人类保持一个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地球环境，不能总以万物的灵长自居，而应作万物生死与共相依为命的朋友；要求人类不仅回归良好的、生态平衡的自然环境，而且要找回久已失落的许多自然天性；要求人类不懈地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作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兹华斯等人对人类社会的态度绝不消极，恰恰相反，他们对人与自然相契合的提倡，对工业文明扭曲人性的批判，对回归自然天性的向往，充分表现了他们对人类发展规律的直觉把握、对人类未来困难的准确预测和对人类健康生存的终极关怀。有了这样的价值判断，对华兹华斯等人诗作的增值方能实现。有了这样的价值判断，创造性批评才能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