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经常能听到理论界两种绝然对立的声音：解构的呼吁和对于解构的忧虑。在我看来，无论是热情的解构，还是对解构怀有深深的困惑，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解构以后怎样？解构固然痛快，但解构了人类理性，否定了人本身的存在价值，即从根本上动摇了人这个活泼泼的生命存在赖以立足的根据之后，人类又该如何来营造自己的未来？如何进行新的重建？ 我们知道，文学理论与哲学的关系一向极为紧密。像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哲学流派的名称，也是一种文艺流派的名称。被当代文艺学视为三大论述课题的文艺的本质、人的本质特征、文艺的创造特性（张炯：《对文学新思潮的某些理论思考》，《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似乎都与当今哲学界颇为热闹的争论有联系。文艺特征讨论中的意识形态说，便包含了对意识形态的哲学诠释；文艺的人学特征的讨论包含了关于人的哲学思考；创作过程中再现、表现的对立，包含了对人的反映及语言表达的哲学界定。因此，有识之士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当现代哲学解构了人类理性，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即对人的价值的传统诠释提出挑战之后，未来文艺学该向何处寻找新的建构座标？ 我们知道，文学理论的将来，必定是它的过去、现在的逻辑发展，因此展望未来，还需回眸过去。 20世纪中国的文艺理论在“五四”时期才开始表现出自己的鲜明个性。概括地讲，便有这样两个显著的特点：一、反传统；二、新理论的建构。这两者共同伴随着借鉴外国文艺理论的浓厚兴趣。“五四”对以载道为核心的文学价值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载道”不仅明确地维护封建的政治文化统治，而且还明确否定人的存在价值。因此反对载道，不仅是否定这个在现代社会中日益显示出悖谬的专制统治，而且也还包含了对人的个性存在的张扬。在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共识的时候，载道如此严厉地束缚人们的思想，当然要引起理论新人的强烈的情绪反弹，并因此对包含博大精深内容的整个理论传统也作出简单化的反应，即完全割断了新的理论建构与传统的联系。反传统的理论情结有效地阻断了人们回眸历史的视线，即使一切企图向文艺理论的古典诠释汲取营养的努力在一个特殊的文化氛围中成了荒谬的复古。20至30年代革命文学的张扬和40年代新的文学理论的更为自觉的建构，虽然不再像“五四”那样能够轻易地听到情绪化的反传统的呐喊，但所有这些理论活动中隐隐地包含了对传统的否定是不言而喻的。建国初期更有一些公开全盘否定传统的论调出现。由于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偏颇暴露得过于明显，它们刚一出现，便立即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但因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这一根本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否定传统依然是当时的一种时尚。于是，稍后便出现了颇带思辨色彩亦因此极易引起思想混乱的关于“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的十分热闹的讨论。当庸俗社会学观念牢牢地束缚着人们思想的时候，人们在“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这样绝然对立的两极之间，不可能作出什么自由的选择。答案是唯一的。“文革”焚书便是对传统施行最彻底最极端的否定。反传统的理论取向在新时期才发生了根本的改观。正视历史，人们重又发现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巨大价值。 理论建构在对外关系方面则走过了开放、自我封闭、再开放的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过程。开放本身也是极有戏剧意味的，即从向西方借鉴到否定西方（向俄国学习），再到重又效法西方的S形道路。必须指出，中国文论向国外的学习是在外力的推动下，采取了一种急促的不断演进的方式实现的。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可说是绝少宁日。发生于多事之秋的中国文论向外部寻找重建坐标便显得过于仓促，少了一份约取慎择的从容。当列强以坚船利炮为后盾，摧垮了中国知识分子夜郎自大的上国心态之后，思想界便弥漫起一股向西方学习的风气。西方先进的科技、西方的民主、西方的个性主义倾倒了在一场战争中将精神优势输得精光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初，西方文化思潮中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引起国人的强烈兴趣。他们热情地为此欢呼。“五四”时期，帝国主义列强表现出极强的瓜分中国、鱼肉中国人民的罪恶居心。张扬理性、张扬人道主义的西方人原来也崇尚强权。国内群情沸腾，愤然将学步西方，转向刚刚爆发革命的俄国。经过十月革命融汇贯通的马克思主义立即成了中国思想界用以对抗强权与国内封建统治的武器。帝国主义的入侵，在加速农村自然经济破产的同时，也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并进而动摇了封建制度赖以确立的封建的政治意识、文化意识和文学观念。知识者中的先进分子，终于从程朱理学、经史小学的所谓学问中挣脱出来，开始面向现实，并发出了社会改革的呼声。正是在文化语境转换的大背景下，文学话语也开始了它的不可逆转的变易进程。无论是倡言“我手写我口”的黄遵宪，还是欲以文学革新国人精神的梁启超，这一变易进程的发起人的思想受西方文论影响的痕迹了然可见。他们反对模拟因袭，要求文学艺术面向现实，反映民生疾苦与人民的反抗斗争，发现并阐述了文学在人的改良与社会改良中的积极作用。所有这些似乎表明，20世纪中国文论的最初建构，就显示了主体觉醒和鲜明的人文主义的启蒙立场，仿佛有意重演西方在18、19世纪曾经上演的那一幕。相对于漠视人的个性存在的传统文论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声音，这一声音一旦在中国文坛出现，就居于理论的强势。而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与这个新的文学取向是完全一致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革命文学的倡导及嗣后这一取向的高歌猛进，从其改良民生的终极目标看，应该说，同样是以人作为理论的最终诉求的。当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世界开始风行的时候，对外完全封闭的中国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文革”殄灭人性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使“文革”后的文化氛围一变而为崇尚理性。寻根、反思文学的勃兴，又大大助长了文艺理论中的人道主义诉求。像周扬这样自30年代即开始了对人道主义进行批判的人也终于意识到人道主义对满足人类审美需要的文学所蕴含的意义与魅力，于是力图将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中来。然而当人性重又照拂这片经历过沉重灾难的土地，文艺理论重又确立了爱与美的地位的时候，通过开启的国门却传来了西方解构理性、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声音。对于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刚刚恢复了人学特性的文学来说，接受这样的先锋的理论是相当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