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追求作为世纪之梦，在历史的隧道中已经回响了百年，因此也成为百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基本母题，作为民族求新求变的话语表达形式，它一直延续至今不衰。百年中国就是不断寻求变革图新的中国，除了实践层面的多种努力外，悬浮于现实之上的思想文化冲突，构成了本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独特景观。然而，我们发现，同样是思想文化的冲突，由于历史处境的不同，它的内涵和表达形式也不尽相同。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历史的渐进性发展，为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们留下了相对从容的思考机会，这使得他们心态自信并且姿态优雅。因此，中学与西学、文言与白话、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等思想文化冲突才不绝于耳。那时，言说者们大多以民族精英自居，都自信民族之梦将在他们的文化策略中得以实现，这种心态和话语方式一直延续至1980年中期。 1985年，在又一轮“中国文化热”和“中西比较风”的热潮中，甘阳写下了一篇《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一文，文章以为，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根本任务，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文化讨论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中西文化差异有多大，而是在于中国文化必须挣脱旧的形态而走向“现代文化形态”。同时他认为，当前文化论争的核心理论问题是传统问题，传统并不等于“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永远向“未来”敞开着无穷的“可能世界”，而弘扬光大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是反传统。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传统心理、传统知识形态、传统行为方式，与现代化社会必然要求中国人的现代意识、现代心理、现代知识形态、现代行为方式之间的全方位遭遇和总体性冲突”。[①]这种宏阔的“现代文化形态”虽然语焉不详，但从字里行间中都会让人感到作者勃发的激情和历史主体意识。与此交相辉映的是这本刊物的“开卷语”，它开篇就指出：“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文化也走向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必须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是80年代每一有识之士的共同信念，这是当代中国伟大历史腾飞的逻辑必然。”它的用语都是“理所当然”、“必然”，这不容质疑的自信，分明让我们感到五四时代“少年中国”英姿的翩然复归。同时，它还以想象的、诗性的浪漫憧憬着“创造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崭新形态，”并“满怀信心地眺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融会合的远景”。这气势和想象不能说不具有无比的魅力和强烈的感染力。那一时代，无论是学者还是作家，大都持有这样的心态和姿态。它是时代最具鼓荡力的声音，它表达了启蒙对象的渴望和想象，而它的声调，也相当吻合在革命的鼓角战歌中哺育成长起来的民众的习惯和口味。因此，将这种声音称为精英的启蒙之音是恰如其分的。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百年中国最后的启蒙之音，在世纪之交尚未莅临的时候，启蒙主义和一代精英在历史的舞台上还来不及谢幕便提前退场。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他们所预言的一切并未如期而至，历史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呼啸而过。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心境已判然有别，那宏大的宣言和慷慨允诺已恍如隔世。1991年，第一份具有民间色彩的、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学人》在京创刊。主编陈平原在“后记”中说“几年来，孜孜以求，不想惊世骇俗，但愿能‘理得’而‘心安’”： 凭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学在民间”是政治动荡和社会转型期维持纲纪人伦和价值的重要支柱。与其临渊慕鱼或痛骂鱼不上钩，不如退而结网。文化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是否值得欣赏是一回事，知识者自身的选择和努力又是一回事。借助于民间的力量，寻求学者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独立，而不再只是抱怨政府对学术支持不力，这是近几年来我们共同的思路。[②] 即便是已经后退几十里下寨的言论，也是事隔一年半之后才公开发表，作者心存忧虑的是“担心危及生存”，刊物的“后记”成了名符其实的“后记”。后来，在《文学史》第一辑的编刊后记中，作者又强调，他们“追求持重厚实的学术品格。没有惊世骇俗的高论，大都是平正通达的研究，言必有据，据必可稽。强调引文注释的规范化，无非是想提倡一种老老实实读书，认认真真作文的学术风气；但愿能免‘不贤识小’之讥。”[③]知识分子一反舍我其谁的强烈的入世情怀，而返身退回了书斋。用陈思和的话说，就是从“广场”退回了“岗位”。 不仅学院的知识分子如此，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也同样感到了自己身份正被取代的困扰：“传统知识分子以理性方式影响社会的情景，正由商业性的明星、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和政治活动家取代。由于人们对理性、真理、正义、价值、尊严感这些近代以来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条件和基础的兴趣消逝，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正在被取代。知识分子存在的大本营——大学也不再是文化的基地，不再是思想性生活的园地，也受制于‘消费性’社会和市场社会的一般原则：实用性，直接性，短期性。大学成为培训班，成为社会生产专用人才（商品）的工场。传统意义上‘传道、授业、解惑’式的教育已经死亡，传统的名著和价值观念无人顾及和关注。”[④]与八十年代相比，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姿态再也没有优越可言，这就是历史发展渐进与断裂造成的不同的精神状态和话语方式。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已降到了百年来的最低点，历史断裂造成的精神裂变使这一群体猝不及防。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最初呼唤者，是向着这一方向变革的热情支持者，它不仅体现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历史意识，同时也符合他向往革命的内心需求。革命令人迷恋而沉醉，然而“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⑤]80年代呼喊的“反传统”文化策略，在90年代已自行瓦解，“传统”在世俗化的大潮中已构不成对峙性的力量，人们迅速抛弃了所有的传统，整个社会思想的中心价值观念也不再有支配性，偶像失去了光环，权威失去了威严，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而“现代文化形态”并没有伴随现代化的步伐同期而至。就连欢呼这个“众声喧哗”时代到来的评论家，也不得不以无奈的语调发出“无法整合的现实”的慨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