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0)11-0121-08 一、一如既往的理论热情 “理论批评”这个术语可以指一切以“理论”为题的相关描述和叙述，这些论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元理论”。不过理论批评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更谈不上标新立异。“理论”一语从上世纪80年代初叶开始，就涵盖和交叉意指“批评”，变成高架在文学头顶上空的形而上学。但随着当时流行的后现代话语淡出视野，曾经风光十足的理论一样开始呈现危机。一时间“理论死了”“理论之后”的说法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但几乎是转瞬之间，“理论”便起死回生，不但重整旗鼓，卷土重来，而且从原本从被认为是恰当或者不恰当地主要寓指文学理论，似乎天经地义地演化成了同时兼指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本文拟以美国近年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线索为背景，来解析“理论批评”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耶鲁大学威廉·燕卜生文学教授保罗·弗莱，在他2012年出版的讲座文集《文学的理论》中，一开篇谈的便是理论。他说，理论很多地方相似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因为它提出的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基本问题，而且构建体系。但是反顾20世纪的文学理论，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恰恰是在散布怀疑主义，对传统的惯例和威权发起挑战。有鉴于这里谈的是文学理论，当然首先涉及“文学”这个概念的定义问题。也就是说，文学是什么？对于这个基本问题，弗莱指出，理论可以提供许多定义。例如从形式方面言，有循环、对称、形式性、重复等。从模仿方面言，有“自然”、心理、社会政治，以及模仿的均衡不均衡、和谐不和谐等。还可以注目于文学与其他话语之间的认识论差异，即它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世界。但是哪一种话语不是竭其所能在努力反映世界呢，文学又有什么例外？假如文学反映世界的方式确实与众不同，它的理论又当何为？ 保罗·弗莱说他从20世纪70年代末叶和80年代，就开始在耶鲁大学教授文学理论导论课程。彼一时期是“理论”冷冷热热正在迅速崛起的特殊热情时期，以至于开设一门尽量方方面面都照顾到的导论课程，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对“理论”的背叛。当其时，保罗·德曼也在开设文学理论课程，但是德曼将它讲解成了阐释的艺术。及至今日，弗莱说，理论曾经格外鲜艳的印记已经褪色，理论的热情也已退潮，当然方法论又当别论；但是对文学史的关注，却重又凸显出来。是以耶鲁的文学理论导论课程，倾向于跟文学批评史密切联系起来。他自己则通常从柏拉图讲到T.S.艾略特，或者从柏拉图讲到I.A.理查兹或20世纪早期另外哪一位重要人物，文学和批评贯穿来讲。但是，文学理论毕竟大不同于文学批评，他对此给出的说明是： 在一方面，文学批评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文学理论恰恰是缺失的。文学理论不涉及评价，它只是把评价或鉴赏当做每一位读者反应经验中理所当然的东西，如上所言，而更愿意来关注跟描述、分析和思考有关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什么特定的读者在特定的条件之下重视、忽视文学的价值，或者拒绝作出回答，确实就是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或至少是受到理论影响的方法论研究对象？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我们应当，或者不应当重视文学或哪些个别作品，这类问题则只属于批评的领域。① 这里所说的重视或忽视文学的价值，是说即便理论本身并不明确言说价值，也无妨它指涉价值。这就像当年文艺复兴时期诗人菲利普·锡德尼《为诗一辩》的一句名言，“诗歌什么也不肯定，所以它从来不说谎”。弗莱强调说，这句格言保罗·德曼是会无条件赞同的，不论是关于理论，还是关于批评。 “理论”作为“文学理论”的代名词或者说昵称，其流行在西方文学批评界认真计数起来，已经有40年光景。这个昵称的奠基人之一是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早在1982年，卡勒在他日后几度再版的《论解构》中，就高谈阔论渲染“理论”，虽然卡勒表面上似乎是在讽刺是时独步天下的“理论”天马行空跨越学科界限，无所不及偏偏就是视而不见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文本，可是他的冷嘲热讽，反过来恰恰是推波助澜，变本加厉将理论的热情推向高潮。此书的副标题，就是《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多年以后，在他的文集《理论中的文学性》一书中，卡勒开门见山谈的依然还是理论： 理论死了，有人告诉我们。近年来，报纸和杂志似乎热衷宣布理论的死亡。学术出版物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以“高雅理论的终结”为题的文章层出不穷，著作名称如《理论之后》《理论之后的生活》《理论剩下什么》《后理论阅读》等流行不衰，难得看见乐观一些的书目：《理论的未来》或《理论大有所为》。② 但是卡勒对理论的热情一如既往未见消歇。他指出，宣布理论死了，这里对理论的敌意固然是由来已久，但是以上标题并不是悉数出自敌视理论的作者，事实是近年有关“理论”产生的大多文字，早已经不囿于人文学科和文学，而是在竞新斗奇赶时髦。就像一首老歌唱的那样，“在肯萨斯城，一切都是最新的”。他在该书第一条注释中回顾说，当初结构主义批评登陆新大陆，尚还没来得及普及开来，转瞬之间，它的代表人物罗兰·巴特、拉康和福柯，就变身为了后结构主义者。而列维·斯特劳斯则因为在196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著名会议“批评和人文科学的语言”上，是时名不见经传的德里达突然发难他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而未得荣列这个流光溢彩的后结构主义者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