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德国精神病学家克拉夫特-埃本(Richard Freiherr von Krafft-Ebing)在其《性的精神变态》(Psychopathy of Sex)中以Sade这个名字为词根铸造了Sadism这个词语。这为萨德侯爵流芳千古或者遗臭万年又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萨德是谁？是那个出身高贵而行为放荡、长期出庭受审、在不同的监狱间辗转的浪荡子吗？是弗洛伊德事业提前问世的现实典范吗？是那个痴迷于在残忍的色情小说中宣传其离经叛道的哲学的小说家，还是那个借残忍的色情描写宣传其思想的哲学家？所有这些综合起来，似乎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正确答案是：萨德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普遍的人性问题。 他敢于思考不能思考的事物，敢于想象不可想象的东西，敢于写作不应写作的主题。他的“勇敢”永远也不能开脱他“思想上”的淫秽、邪恶和残忍，即使他的“实际行为”远远不能与他小说中的细节描写相符。他确实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提出了人类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但像一些同情萨德的人那样，试图从道德上为他辩护，看来是永远不能成立的。他是向着光明与理性前进的人身后永远无法摆脱的一个黑暗而狰狞的阴影。 一、卧房里的哲学 萨德的文学实践始终与他的哲学思想密不可分，以致我们甚至难以断定他究竟是借文学表达其哲学，还是以其哲学演绎其文学。毫无疑问，色情，尤其是残忍而恶心的色情，是萨德文本世界极为突出的一面，但由于上述这种奇妙的结合，从色情小说的角度去认识他竟然成为最不可取的视角。虽然萨德既不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也不是一个够格的哲学家，但奇妙的是，二者在他身上的结合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尤其是当我们把康德变成了他的参照之后。 萨德最主要的著作是：《朱斯蒂娜》(Justine，又名《美德的不幸》)、《朱丽埃特》(Juliette)、《卧房里的哲学》(Philosophy in the Bedroom)和《索多马的120天》(The 120 Days of Sodom)。前两本是比较纯粹的小说，后两本在体裁上类似于《十日谈》，但比《十日谈》更不像小说。在上述四个文本中，萨德任何时候都不会放过宣传其哲学的机会，《卧房里的哲学》便是这种目的的集大成之作。萨德的哲学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卧房里的哲学》可以作为阐释他的代表之作，拉康的《康德与萨德》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文本而写作的。 《卧房里的哲学》是一本“教育小说”，当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爱弥儿》式的教育小说，尽管二者都奇怪地以“自然”为依归，但《爱弥儿》是教人“学好”，而《卧房里的哲学》则是教人“学坏”。“卧房里的哲学”这个题目本身已经明目张胆地表现了某种淫秽而反叛的意味，在这本书中，针对上帝、仁慈、婚姻、抢劫、通奸、杀戮和乱伦等社会问题，萨德集中表达了惊世骇俗的议论：凡是习俗赞同的，他一律强烈反对；凡是习俗反对的，他一律坚决支持。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萨德的每一种哲学中都能看到两个关键词：快感(plaisir)①和大自然(la nature)。萨德哲学的准基本原则是：追求快感是大自然对“我”规定的义务。任何压抑快感的道德、习俗和法律都违反了大自然，必须反对；任何有助于激发快感的行为都符合大自然，必须提倡。因此，为了快感：“喜欢你自己，爱你自己，无论是以谁为牺牲代价。”②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哲学，从逻辑上说，它可能是人类思想史中迄今为止最邪恶的思想，或许连法西斯主义也望尘莫及。因此，当拉康将这种令人发指的哲学与康德追求至善的伦理学相提并论时，确实起到了惊世骇俗的效果。康德有句名言，让他毕生敬畏的只有两种事物：头顶灿烂的星空，心中永恒的道德律。哲学开始于惊异，拉康让我们再次领教了这个格言。但是，拉康将二者相提并论，意味着他把二者等而视之吗？ 在拉康对他产生兴趣时，萨德的文学命运正经历一次突变。在20世纪以前，虽然萨德的作品只能混迹于三流的色情小说之中，但对他感兴趣的作家和学者已然不少，比如米什莱、司汤达、波德莱尔、福楼拜、傅立叶和斯文伯恩(Algernon C.Swinburne)等。萨德被正式引进当代文学史首先要感谢莫里斯·海涅(Maurice Heine)和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y)，前者率先为萨德的作品编纂了一个精确完整的文集，后者为之写作的《我的邻居萨德》(Sade My Neighbor，1947)不仅将萨德从人人唾弃的怪胎形象中解救出来，而且把萨德看成一个无可比拟、空前绝后的“绝对作家”。克罗索斯基认为萨德以一种革新精神和独特风格创造了一个异想天开但又带有结构性质的封闭世界，这个世界足以与卡夫卡或普鲁斯特的世界相提并论。布朗肖在《劳特蒙与萨德》(Lautréamont et Sade，1949)中，也试图为他所说的“萨德的理性”赋予意义。波伏娃的大作《我们必须烧死萨德吗？》(Must We Burn Sade？，1953)体现了她对萨德的重视。罗兰·巴特在其《萨德、傅立叶、罗耀拉》(Sade，Fourier，Loyola，1971)一书中指出，萨德与傅立叶、罗耀拉一样，各自创造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并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三种登峰造极的激情：傅立叶的社会主义热情，罗耀拉的宗教激情，萨德的肉体激情。 总之，进入20世纪之后，无论在文学界还是思想界，萨德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 二、启蒙辩证法下的康德与萨德 萨德的强势回归始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因为他们在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44)中匪夷所思地将萨德与康德相提并论。拉康在《精神分析的伦理学》(1959-1960)中，也把康德和萨德并置起来，后来甚至专门为此写了论文《康德与萨德》(1963)。拉康是否受到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影响？他在其著作中提到了布朗肖和克罗索斯基的相关论著，但从未提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二人。齐泽克认为拉康没有读过这篇文章，但鲁迪内斯科(Roudinesco)认为，拉康不仅读过，而且很受启发。不管事实如何，拉康的主题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主题大不相同，即使拉康刻意隐瞒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影响，也不构成学术意义上的瑕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