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8)04-0062-07 教育为人类幸福之本、国家昌盛之源，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教育的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挑战，并提供了新的机遇[1]。以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人文交流在加强人才培养、贡献智力支持、增进共同理解、凝聚发展共识等方面承担着重要使命，是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最深厚的力量，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一同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三大支柱[2]。2016年，《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政策文件的相继发布，标志着新时期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全面启动。以“一带一路”为布局重点，构建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保障与支撑体系，促进教育对外开放各项措施顺利实施，规避或减少教育对外开放风险，是教育对外开放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 一、智库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中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智力支撑 作为开展研究和生产政策相关知识的独立性机构，智库不仅与政府间的联系比大学内部研究机构更为密切，而且能够有效避免陷入政策制定的具体要求，填补了学术与政府之间的关键空白[3]。近年来，区域和全球跨政府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等都认识到智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4](P15-16)。“一带一路”倡议横跨中西、纵贯古今，智力先行是保障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各项政策措施稳步推进的前提。加强“一带一路”智库建设，是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中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智力支撑。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在文化传统、教育发展水平和教育市场开放程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以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为例，既有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国家，如波兰、俄罗斯、荷兰、韩国、希腊等；也有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足15％，尚处于精英化阶段的国家，如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也门、缅甸等；还有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介于15％到50％之间，处在大众化阶段的国家，如尼泊尔、老挝、越南、文莱、印度等[5]。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使得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呈现出特有的复杂性。智库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能够对沿线各国教育的发展特点和趋势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对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整体认识，探索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框架思路，明确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重点与难点，细化教育互联互通的路径，评估扩大教育对外开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与问题，助力落实“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其次，民心相通既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的社会根基，也是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在促进民心相通方面责无旁贷也大有可为。智库可通过出版书籍、发表论文、举办国际会议等方式传承与弘扬“一带一路”中方友好合作精神，了解沿线国家需求，凝聚世界共识，增进合作互信。大众媒体、信息通讯等媒体型智库的兴起可进一步拓宽“一带一路”倡议的受众面，让更多国家的民众了解“一带一路”，认识“一带一路”，支持“一带一路”，参与“一带一路”，提高“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为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创造有利的、可接受的环境[6]。同时，扩大教育对外开放过程不可避免的会遇到牵涉各国利益的矛盾与冲突，智库可通过主办敏感对话和作为第三方承担活跃的外交政策角色，充分发挥非官方倡议在建设和平与调和冲突方面的力量。 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加强特色智库建设已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首先，在智库数量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6月底，共建立了35所“一带一路”相关智库[7]。智库地域分布主要集中在北京、陕西、广东、浙江、江苏等十多个省(区、市)，涵盖“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圈定的18个省(区、市)中的半数以上省份。其中北京拥有的智库数量最多，为11所，占比约31.4％，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宁夏、青海、辽宁等“一带一路”重点涉及区域尚未成立专门的相关研究机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分布相比，“一带一路”智库数量相对匮乏，且主要集中于国内高等教育资源较丰富地区，辐射面十分有限。不同地区智库数量的不均衡发展进一步限制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程度和水平。其次，在智库联盟方面，2015年4月，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牵头，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等单位，发起成立“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8]。三年来，智库合作联盟广泛发展合作伙伴，已经形成拥有国内外两百多家理事单位的国际智库合作网络，基本涵盖了国内开展“一带一路”研究的主要智库和研究机构，以及沿线国家重要智库[9]。围绕“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智库合作联盟组建了“六大经济走廊”“澜湄合作机制”及“海上丝绸之路”等智库联盟分支网络。然而，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建设的起步阶段，智库联盟分支网络的成员单位多是国内智库间的合作，国内智库与国外智库间的合作相对缺乏，不利于沿线国家智库的联合攻关和联盟国际影响力的整体提升。 “一带一路”智库建设主要包括完善单个智库建设和统筹“一带一路”智库联盟两个方面。首先，在完善单个智库建设方面，相关部门应逐步增加“一带一路”倡议中西部重点区域的智库数量，探索在海外建设智库的途径，形成与“一带一路”倡议相适应的智库分布格局。西部地区由于特有的地理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成为推进“一带一路”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窗口与纽带。相关部门应在尚未建立专门“一带一路”相关研究机构的地区择优选择依托高校，新增“一带一路”相关智库。由于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无论在高校数量还是高校质量上均落后于东部地区，为保障“一带一路”智库的质量，促进“一带一路”国内智库均衡发展，相关政府应给予额外支持。同时，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中外合作办学和中国高校在海外创办分校的平台与经验，积极探索在海外建立“一带一路”相关智库，及时了解沿线国家需求，更为准确迅速地回应“一带一路”扩大开放建设需要。其次，在统筹智库联盟方面，智库合作联盟应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中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建设需要，进一步细化国际智库合作网络，加强国内智库与国外智库间的合作交流，优化智库联盟结构，提升智库联盟国际影响力。“一带一路”智库合作网络范围宽泛，成员众多，智库合作联盟应根据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工作推进的需要，增加相关智库联盟分支网络，使“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网络趋于精细化。国内智库与国外智库合作联盟的构建有利于及时沟通协调沿线国家不同的利益诉求，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充分发挥智库联盟的公共外交功能。同时，智库合作联盟应积极探索“智库+”模式，不断推动智库联盟与政府、企业、学校、媒体等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努力打造以智库联盟为枢纽的网络化体系，消除思想与行动间的阻碍，提高智库联盟的行动能力。在形成智库联盟立体化网络结构的基础上，智库联盟应进一步优化组织机构、充实人才储备、完善运行机制，并构建联盟的反馈系统，使智库联盟与环境时刻保持紧密的联系，维持不断向前发展的活力[10](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