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的知识教育源于近现代西方科学的兴起，它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承与发展，但是以狭隘的知识论教育观和科学观为基础，自产生就蕴含着一种科学文化知识与经典文化知识的冲突，并因此而需要一种文化教育的思考。[1]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下，科学文化知识以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的知识为代表，经典文化知识则主要指历史、语文、地理等学科的知识。消解科学文化知识与经典文化知识的上述冲突，在此基础上完善或推进我国的知识教育，不仅需要准确地判断文化传统对于“什么是知识”的预设，还需要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化传统对于思维方式习惯的影响。本文关注语言、文化与思维之间的关系，比较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关于思维方式的预设，解析我国当代知识教育所需遵循的思维规则，在此基础上探讨知识教育对于教师的思维素质要求。 一、“确证思维”与“求同思维”：知识教育的两种思维方式预设 知识教育当然以知识为主题，但是对于“什么是知识”的不同回答往往导致不同的知识教育观念。在西方文化中，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一个叫“阿凯德米(Academy)”的地方创办学园，开启知识教育的传统，随后，柏拉图给出一个影响西方社会至今的知识概念，即将知识解释为“得到确证的真信念”[2]，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断言“求知是人类的本性”，[3]为知识教育指出一个追求确定性的方向。按照柏拉图对于知识的界定，人们在生活中总是形成一些信念，但是只有在确保一个信念为真的情况下，才可以认为该信念构成一条知识。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得到确证是信念成为知识的前提条件，知识教育注重信念的确证。信念确证的目的是获得关于世界的确定性认识，而近现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不断给哲学家以准确揭示世界的信心，自然地，近现代西方知识教育整体上以注重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为主要特征。 随着“西学东渐”，在保留和提升经典文化知识课程的同时，我国的教育借鉴了西方的知识教育，开设物理、化学、数学与生物等前所未有的科学文化知识课程。这是一种试图兼顾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和经典文化知识教育的知识教育。但是，中华文化是一种注重“血缘根基”“实用理性”和“天人合一”的“乐感文化”，[4]它具有崇尚“尊道贵德”和“居伦有理”的主旋律，却没有关于“什么是知识”的明确界定。古往今来，学生主要以先验的方式判断知识，认为书本、老师、权威人士或家长给出的判断就是知识。相比之下，知识确证理念深蕴在西方文化传统之中，使得与之相应的知识教育具有一种注重确证的思维意识，我国传统的知识教育则以经典文化知识为主体。通过引进西方知识教育完善或推进我国当代的知识教育，必须首先给之以一种思维方式的澄清。 传统的西方文化将所有知识归于哲学的旗下，而哲学崇尚“爱智”精神，自古希腊以来即存在一个经典的确证信念的基本方式，即根据可靠的前提和形式正确的推理推导出结论。尤其是，关于推理的研究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逻辑学，它与数学和宗教并称为西方文化的“三条主根”。而且，西方哲学为西方知识教育奉献一个关于知识的理论——知识论(epistemology)，它专门探讨知识的来源、存在及辩护。由此看来，西方知识教育产生于一个追求确定性的哲学背景下，逻辑推理是其完成知识确证的基本方式，可以据此认为西方知识教育所预设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确证思维”。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不乏“确证思维”的探讨(如“墨辩逻辑”与先前“名学”)，但是，在我国传统的知识教育中“确证思维”整体上是缺位的。在我国的传统知识教育中，“往圣”和“先贤”给出了个人在社会生活及理想追求方面的所有知识，无论治国、打仗、治病、经济，还是人际交往等，他们都给出了经典的解释，普通人只需依据这些解释，就可以安然生活或实现“修齐治平”的抱负。于是，无论“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中国古代的学者都自觉地与“往圣”“先贤”及官方的立场保持一致。这意味着，我国的传统知识教育主要遵循一种“求同思维”，学生用以“求同”的标准由“往圣”或“先贤”给出。 “求同思维”肯定也是西方知识教育中学习过程的一个基本环节，说我国的传统知识教育注重“求同思维”，是说它给出一种对于“确证思维”的简单化把握。文化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连续性，这种简单化把握对于我国当代知识教育的影响不容小觑。在当代，中华文化没有因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而被削弱或“涵化”，仍然以“仁”“义”“礼”“智”和“信”为核心文化价值，接受“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体”和“和谐高于冲突”等基本价值取向。[5]而且，从来自实验哲学的实证研究来看，就个体做出选择的内在过程而言，中国人仍然倾向于使用描述的方式作出选择，西方人则倾向于使用推理。[6]由此看来，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各有其运用“求同思维”和“确证思维”的偏好，认识和深化我国当代的知识教育，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教师应当如何引导学生合理归置“确证思维”与“求同思维”的运用？ 知识教育的思维方式偏好与其文化传统有关，解答上述问题，应当进一步解读两种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的关联。从跨文化的语言学研究来看，语言影响思维，决定人的知觉，并能够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7]而且，一个族类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社会观念和发展模式。[8]按照这种解释，不同的语言各有其认识和表达世界的方式，其区别主要在于文化内蕴形式所接受的关于世界的基本观点，而不在于感性符号或者对于事物的称谓等方面。由此看来，“求同思维”之所以在我国知识教育中长期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与汉语的语言理解及表达方式有关。实际上，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具有“会意字”的文字，“会意”主要以语言描述的方式实现，不仅是中国人识字的基本方式，也是其理解和表达思想的一个基本方式。注重汉语语言文字的“会意”功能，可能是国人在语言交流中注重“求同思维”而非“确证思维”的一个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