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然求索 如果说上面实然描绘我国教育学百年的画面是“形”于外的话，那末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学的应然的思考就是“神”于内了。盖实然重于事实的求“真”；而应然倚于价值的求“善”、“美”。这一个百年求解的问题，我国教育学研究者或常以教育学科学化、中国化和现代化的有关命题为审思对象。这里的“应然求索”，试亦作结束语。 一、教育学科学化的思考 教育学科学化是一个过程：也许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它的直接命题是：怎样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教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本世纪之初的教育学研究者大都强调实证方法，追求教育学“自然科学化”。 受赫尔巴特学派的观点和实验教育学派的倾向等影响，在当年我国就有人说：“至海尔巴脱出，遂有所谓科学的教育学发现。”（注：天民：《教育学之性质》，《教育杂志》1918年，第10卷第2号。 ）于是出现了“建立教育学究当如何”的思考。在西方，早有学者称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以实践哲学（伦理学）说明教育的目的、以心理学说明教育的方法，为教育学奠定了科学基础，是第一本以教育学命名的书籍（注：德国的特拉普（E.Ch.TraPP,1745—1818 ）是主张从经验科学建立教育学的先驱。他是与康德同时代的教育学者。1779年他就任哈雷（Halle）大学教育学教授，是德国设教育学讲座之始。翌年， 即1780年刊行了他的授课讲义：《教育学探究（Versuch einer Padagogik ）》。较由林克（Fr.Th.Rink ）于1803 年编辑出版康德的《论教育学（Uber Padagogik）》要早23年；较赫尔巴特1806年出版《普通教育学》要早26年（杨深坑：《理论·诠释与实践——教育学方法论论文集（甲辑）》，台湾师大书苑公司1988年版，第118、188页）。），称他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称他是科学教育学的创始人。甚至有的学者说，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把赫尔巴特教育学与科学教育学看成是同义词。 然而在实验教育学派看来，要使教育学具有科学性，就必须革除教育学的思辨性，采用实验的方法。而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仍属思辨教育学。实验教育学是自然科学蓬勃发展下的产物，尤其是实验心理学发生、发展下的产物。同时，由于实验教育学逐步为人们熟悉，人们开始感到“近代科学之所以迅速发达，其原本于实验；教育家有见于此，以为研究教育，或实施教育，也非注重实验不可”（注：黄公觉：《最近教育思潮的趋势》，《教育杂志》1922年，第14卷第9号。）。 例如德国实验教育学创始人之一的拉伊（W.A.Lay）， 就认为实验教育学才是新教育学，才是科学教育学，新教育学与旧教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积累经验的方式和研究方法不同；科学教育学与思辨教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运用包括系统观察、统计以及与假设、验证联成一体的实验，对教育现象作客观的因果解释，而后者运用的方法多是一些个人的经验与推论（注：瞿葆奎等：《拉伊与“实验教育学”》，拉伊著、沈剑平等译：《实验教育学》，人教社1996年版。）。而且拉伊还认为只有实验教育学才是“普通教育学（一般教育学）”，才是“全球通用的教育学”、“全世界的教育学”，因为它使实验研究在世界各地都能重复验证和推广、深化（注：瞿葆奎等：《拉伊与“实验教育学”》，拉伊著、沈剑平等译：《实验教育学》，人教社1996年版。）。 我国当年论者反映出这样的观点：“今日时令所趋，教育学术受了科学的洗礼”，往后教育研究应“1.打破个人之私见，求客观的标的。2.废除散漫的观察，作严密的实验。3.由等级的评判，进于单位的测量。4.由定性的方法，进于定量的研究”（注：甘豫源：《论教育上之科学方法》，《教育杂志》1927年，第19卷第17号。）。这些见解多少受了当时德国教育学者克莱茨迈（J.R.Kretzschmar）的影响。 他写了一本《哲学教育学之末运》（注：J. R. Kretzschmar, Das Ende,der Philosophischen Padagogik,1921。），宣告空疏的教育理论的“死刑”，认为“传统的哲学的教育学不久将自归消灭”。这番话的底蕴被科勒（M.E.Kohler）揭示出来。科勒认为，克莱茨迈所谓的“哲学教育学之末运”一语，是经验教育学派的口号，他们排斥思辨的教育学，而以纯粹经验的科学为基础去建设一种经验的教育学（注：姜琦：《中国教育哲学之方向的商榷》，《教育杂志》1937年，第27卷第4号。）。 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认为教育学科学化的主要标准之一是：有科学精神、用科学方法。“某种学术含有科学的精神，而完成的步骤采用科学方法，亦得成为一种科学。所谓科学的精神，列举起来，约有几件。最有关系的就是：1、求真实的知识，2、化品质为数量，3、 执简驭繁，4、纯客观，5、有系统，6、 可反复证明”（注：夏承枫：《教育学术科学化与教育者》，《教育杂志》1926年，第18卷第2号。）。 当时要求的教育学的科学化主要是“自然科学化”。许多教育学研究者热衷于在教育学中介绍如梅伊曼（E.Meumann）、 拉伊等人的实验教育学以及实验法、观察法等实证方法。如钱歌川在《现代教育学说》（中华书局1934年版）中介绍的第一个学派便是实验教育学；舒新城著的《教育通论》（中华书局1927 年版）、 庄泽宣著的《教育概论》（中华书局1928年版）、陈科美著的《新教育学纲要》（开明书店1932年版）等，都有专章或专节论述教育科学方法。 对这种自然科学化倾向较早发难的研究者，于1918年撰文批评了盲目采用实验等实证方法的做法：“研究之态度，必不可舍本求末。苟先致力于理论的研究，而后根据理论以为实际的研究。……所谓实际的者，当以自己之教育理想及理论证之于实际，……若无意义无理想之实际，只可谓之教育的游戏实际。”（注：朱元善：《教育者研究态度之革新》，《教育杂志》1918年，第10卷第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