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转轨的契机 春城小学过去二十年(1978-1998)的改革实验，一以贯之的目标是探索一种新的学校模式。在邓小平“三个面向”题词发表以后，我们把这定位在“面向未来”上。我们的第一本专著就是《未来学校模式的探索》（1996年，周金碧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教育实验丛书之一）。但是，“未来”毕竟是一个不太确定的概念，怎样去操作一种不太确定的实验难度很大。虽然所有的实验都是面向未来的，都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我们总想把“未来”表述得更确定一些，所以有时也用“面向21世纪”这样的词语来加以限定。“面向21世纪”虽然在时间上比起“未来”确定得多：未来一百年，但就学校模式的探索来看，单有一个时间维度显然是不充分的。两三年前，未来学家对未来社会有诸多描述，如“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等，但我们对这些描述的认识和认同程度都还有限，所以当时没有把未来学校模式和这些挂起钩来。今年以来，“知识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成了热点话题，使我们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的实验探索应有两个维度作为基础。一个时间维度：21世纪；一个经济形态维度：知识经济时代。这样我们的“未来”概念就充实多了。 对于“知识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现在有许多研究和讨论。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世纪，这看来已成定论。至于说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现在也有种种的议论，说法不一，但应当关注知识经济的发展，并且调整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这则是一致的呼声。在这样的背景下来探索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校模式就是一个很现实的课题。 任何一种新的学校模式都不可能凭空而生，这正如同知识经济时代仍然有着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一样，只是那时知识经济将占主导地位，而那时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将被现代科技所改造和武装。以春城小学过去二十年未来学校模式的探索为基础，怎样聚焦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校模式，其转轨契机是什么，这是我们现在要展开研究的问题。这种研究离不开历史的考察。从学校模式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一种学校模式既要适应当时的经济形态，也要受这种经济形态发展水平的制约。但最近的研究有一种主张要看重教育自身规律的呼声，认为不能过分强调教育对经济形态的适应和所受到的制约，更应该考虑教育自身规律的特殊性。从当前教育的弊端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十分重视的方面。论理这两方面并不是不相容的。即良好的教育总是既与当时的经济形态相适应又符合教育自身的规律，是这两者的有机的结合。当然，从历史的发展来考察，这种结合不是容易的事，是一个实验和调节的长期过程。就拿近两百多年以工业社会为背景的学校模式来剖析，吕型伟先生最近指出，它的特点是教育的批量化、同步化、标准化。这是工业经济大生产模式的反映。它的缺点就是忽视人的特点。这是他在最近于北京举行的邓小平“三个面向”题词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以《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起科教兴国的作用》为题的讲话所表达的观点。这里把有关的一段话引述如下： 产生于工业社会的教育，是工业大生产模式的反映。学校相当于工厂，班级如同车间，从小学到大学是一条生产流水线，课程、教学计划、教材内容则是产品的标准与规格，学生作为原料，在流水线上通过一道道工序，经过锻炼、切削、刨光最后制成“合格”产品。同生产其它产品生产方式一样，特点是批量化、同步化、标准化。这种标准化、同步化的生产方式的好处是经济、有效，便于管理，有利于实施全民普及教育，比起产生于农业社会的私塾教育，确是巨大的进步。但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这种同步化、标准化的教育模式，从娘胎里就带来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忽视了人的特点。人有个性、有差异，还有自主精神，人脑还有深不可测的潜能。实施同步化、标准化的教育，必然制约了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这对个人、对人类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注：吕型伟：《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兴国》，《课程·教材·教法》1998年第11期。） 工业社会的教育模式的这种缺点就是教育对经济形态的适应和教育自身规律失调的一种典型表现。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许多著名的教育家针对上述缺点，进行了教育改革的实验活动。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杜威的实验，蒙台梭利的方法和德克罗利的教育学，在我们中国如陶行知的实验，他们的教育思想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更好地了解学生，深入地了解教育对象，从而凝聚成一个普遍适用的提法——主动式方法，不把对象看成“填鸭”。但是这些被冠以“新教育”的实验最终都未能取代上述工厂式的学校模式。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今天的改革实验者予以深思：学校模式的转轨契机何在？ 吕型伟先生的设想，以电脑、多媒体、网络为标志的新信息技术为改变这种标准化、同步化、工厂式的教育创造了物质条件，使我们有可能实施既是大规模，又可以个别化的教育，使每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开发。他指出，如果有一种转轨问题的话，这个转轨应该是由适应工业社会的教育转向适应信息社会的教育，这确是两个不同的轨道。他的这种想法赋予了现代教育技术一种新的使命：成为学校模式转轨的契机，而不只是教育活动的一种辅助手段。这确实值得我们在设计模式转轨时予以认真的思考。同时，这种观点也提示我们去寻求上面提出问题的答案：“新教育”的实验未能取代工厂式学校模式，是否由于还不具备我们今天所可能拥有的物质条件。如果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正可以作为上述两种因素：经济形态和教育规律有机协调才可能有优良教育的例证；起码从负面证明了这一点。而正面的证明，则是我们的改革实验要去着力的地方。吕型伟先生倡导的转轨，在《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起科教兴国的作用》一文中只是突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解决矛盾创造了条件，其实在别的地方则强调了另外一方面：以人为本，在教育中是以学生为本。这在《21世纪中小幼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和实验(1997-2000)课题简介》中作了简明的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