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回报的反贫困作用模型及其实现机制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晓蓉,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小梅,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重庆 400715

原文出处:
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教育回报是教育结果在贫困者身上的投射,是摆脱贫困、实现发展的根本。贫困者的脱贫与发展,是教育反贫困研究的关注点;脱贫应建立在满足贫困者的需求上;教育回报是国家教育扶贫作为和个体扶贫结果,以及贫困者内在的教育资本和外在发展样态的中介因素。以Winship的家族对比研究结论和Myrdal的循环因果累积理论为基础,建构教育回报的作用模型。得出教育回报实现机制:贫困者主要通过教育来累积获取资源、驾驭资本的意识和能力;贫困家庭父代与子代的教育差和发展差,是代际发展方向和速度的重要依据。为此,要明确教育反贫困的特殊性,重视教育回报,并建立“投入评价”和“脱贫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模式。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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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贫困地区脱贫任务。”教育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协同实施的反贫困战略被正式认定,教育反贫困将获得更多实践可能。[1]教育回报是教育反贫困的中介因素,从语义上看,教育回报既可以表示教育作用于受教育者的动态过程,也可以表示教育作用于受教育者的静态结果;从内容上看,教育回报既可以表示教育带给受教育者的经济性回报,也可以跳出经济范畴,指代教育带给受教育者的非经济性回报。国内学界和贫困者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和静态语义上使用“教育回报”一词,显然不能契合当前个体发展诉求的多元化和社会发展现实的立体化。为此,本研究将教育回报的内涵界定为,教育赋予受教育者经济性回报和非经济性回报,借此满足其生物性需要和社会性诉求的过程和结果。“投入教育的时间和金钱将产生回报,这些回报在满足人们的需要上有积极正效应”[2]。借教育回报实现教育扶贫向教育脱贫的战略推进,是未来教育扶贫战略推进的理性选择。

       一、教育回报与教育反贫困的关系

       现实表明,影响农村贫困者教育投资决策的,已经不再是“读不读得起书”“上不上得起学”的问题,而是“读书有什么用”的问题,这本质上是投资决策从“成本导向”向“回报导向”的嬗变。当前农村贫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要求研究者结合上述转向,重审教育反贫困现实,以“扶贫”理念为指导,从直观的、具体的“小问题”出发,[3]从研究“教育反贫困”的宏大范式转向研究“教育回报反贫困”“教育结果反贫困”等具体问题。唯其如此,贫困发生的细节才能被审视,教育作用于贫困者的机制才能被洞悉。

       (一)社会角度:教育回报与教育反贫困关系讨论的基础

       最初的反贫困研究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出发,以探索穷人的发展权利和效率为旨归。研究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时,舒尔茨的“贫困经济学”研究开始系统地将教育投资回报与贫困问题关联,“希望经济学家们在构筑自己的理论大厦时不要忘记给贫困问题留点地位”,因为“当前仍然存在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投资机会遭到挫折的结果”[4]。众所周知,人力投资问题正是经济学研究的“自留地”。可见,通过将贫困问题带入到教育投资回报研究领域,舒尔茨为穷人的教育投资回报研究与教育反贫困研究提供了交叉研究契机。

       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研究开始关注阶层分化问题。在布迪厄看来,“教育工作总具有保持秩序,即再生产各集团或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结构的功能”[5],它决定着社会流动的效率和结果。因此,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者们,既没有家庭资本可供继承,也没有其他资本可利用,要想累积资本、实现阶层突破,几乎只有接受教育一途。所以,他们最需要的可能不是福利救济,而是受教育的机会和受教育后的实际成果。然而“经济学家没有把学术投资策略与整体教育策略联系起来,没有把学术投资策略与再生产策略的体系联系起来,因而他们必然会通过某种悖论,无可避免地遗漏最隐蔽的、最具社会决定性的教育投资”[6]。

       可见,贫困者的脱贫与发展,是教育回报和教育反贫困研究共同的关注点。加之近几年教育回报异质性研究所确证的“同样的教育对不同个体而言收益率往往不同”,[7]使得对教育回报和教育反贫困的关系探讨具备了研究基础。

       (二)个体角度:需求层次理论下的教育回报维度分解

       在马斯洛看来,人的基本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包括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每个层次分别对应一定的需求内容。(见表1)

      

       高一层次需求以低一层次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各具体需求之间有交叉。[8]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源、能力和权利的缺失。这既源于资源稀缺的客观事实,也是由贫困者资源捕获能力和权利不足所致。缺失程度越大,有待满足的需求就越多,贫困者脱贫的难度就越大。扶贫是为了脱贫,而脱贫应建立在满足贫困者有待满足的需求之上。

       结合需求层次理论和课题组调研结果,贫困者有待满足的需求,可归并为四个日常意愿: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健康);有一份收入(事业发展);能娶妻生子,让自己有盼头(婚姻发展);有几个比较亲近的亲戚朋友(关系建构)。其中,身体健康和事业发展主要体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即“不愁吃”“不愁穿”“住房有保障”“读书有保障”“医疗有保障”,属于生存之需,抑或说是作为手段的生活。但是“作为手段的生活,本质上不同于作为目的的生活”[9],贫困者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他们也希望像其他人一样结婚、生子、交友,而婚姻发展、社会交往方面的需求,正是对美好生活的体现。

       马斯洛曾指出,自我实现是极少数人才能达到的高峰体验,调研中也发现,贫困者往往较少表现出自我实现需求,因此下文对贫困者教育回报的讨论以职业发展、身心健康、婚姻发展、社会交往四个维度为主。

       在上述过程中,教育回报的价值体现在,贫困者所受教育将通过资源、机会、能力、权利等形式,从不同维度产生具体回报。比如,贫困者在教育中习得的知识、技能、视野、习惯、观念等,会帮助他/她得到一份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稳定的经济收入又能使其获得足够的衣食,保证身体健康。在身体健康、职业稳定且可持续的情况下,贫困者的脱贫才有可持续性。教育的进一步回报,在于使贫困者从生存层面向生活层面过渡。如让贫困者在职业发展中建立起社会关系网络,满足他的社会性诉求。通过职业提供稳定收入,使其获得婚姻、建构家庭、养育子女,满足其情感诉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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