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在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中，是一个最有生命力和最现代化了的重要范畴。因此，在现代的古代文论和美学范畴研究中，对于意境的研究最多、最热烈、也最有成效。本文所指的“现代”，是从1919年至1991年这段时间。在这70多年时间里，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一直处于急风骤雨的变革之中，所以，意境研究的发展既遇到了挑战，也得到了机遇。但是与以往相比，意境研究还是向前大大地发展了，即由十分普遍和深入的理论研究向学科的建构迈进。现从三个方面，述评如下。 Ⅰ、现代意境研究的社会文化背景 现代意境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而，现代意境研究便与现代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具体地说，从研究者的观念、研究的方法到研究的规模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现代社会科学文化背景的规定和制约。 1.文艺美学轴心的调节与反调节。 从上古至近古，我国文艺美学的轴心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于是在这个轴心上便形成了意境范畴和意境理论。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这种情形则不复存在了。首先，连年不断的战争从外部促使文化轴心的转换和文艺美学轴心的调节。从20年代到建国前的30多年中，大小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乎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以各种方式投入战争，当然文化艺术人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文化轴心，便由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转换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审美关系。实质上这是一种战时形态的文化。传统文化人赏花吟月的悠闲心态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占据他们心理世界的风花雪月逐渐被社会人事所替代。如30年代，文艺界人士对“新月派”诗人和林语堂、周作人小品文的吟花玩月的唯美主义倾向的批评，就证明了这一点。其次，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特别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从内部决定了文化轴心的转换和文艺美学轴心的调节。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一个明确的标志。他认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以工农兵群众为主体的社会生活，是革命文艺的唯一的源泉，因此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这与在20年代初期，宗白华先生所认为的：“花草的精神，水月的颜色，都是诗意诗境的范本”，因而主张诗人“在自然中活动”[1]是大不一样的。这是传统审美文化轴心向现代转换的根本标志。这时，构成艺术意境的两个方面即“意”与“境”都发生了变化。“意”由诗人之情变为“人民之情”，“境”由风花雪月变为“人民之事”。[2]文艺的情感内涵及其载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近代改良派诗人所向往的“新意境”终于出现了。这种情形在20年代中后期就绽露端倪了。从闻一多先生收编的《现代诗钞》中就可看出，诗境已变化为人或人造物，诸如理发匠、水手、老兵、女人，或者为汽车、火车、大木船、伞、烟囱、刺刀等。现代散文也是如此，即使“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3]这种情形从延安时期以后，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这期间文艺美学轴心的反调节也是存在的，诸如“新月派”的诗歌和林语堂式的小品文等。不过，调节是主流，反调节是支流；调节是现代的开端，而反调节则是传统的延续。 2.外国文艺美学的大量输入和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的“西化现象”。 这是促使传统文艺美学轴心转换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意境研究所遇到的主要挑战。这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从1919年至1949年为一个时期，共出版西方美学和文艺学译著66部，其中从日语移译24部，从俄语移译18部。[4]这是西方诸国如古希腊、古罗马、德、意、英、法文艺美学的输入期；从1950年至1970年为一个时期，共出版外国文艺学和美学译著63部，其中从苏联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就有38部。这是以苏联为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影响中国的时期；从1978年至1983年为一个时期，共出版西方文艺学和美学译著37部。这是英美现代美学和西方现代派文艺学的输入期。总之，西方文艺学和美学通过这样三次大规模地输入，加之数量更多的西方文艺作品的输入，都程度不同地影响和同化着中国现代文艺人的观念和思想。从这三个时期所出版的194部国人编著的文艺学和美学论著中，便可以看到这种“西化现象”的广泛存在。在文艺创作方面也是如此。正如梁实秋说的，“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几乎可以说没有人不受“西化”的影响，就连国学渊博的胡适、鲁迅、闻一多和郭沫若等人都是如此。因为，这是时代的潮流。于是，意境在现代文艺作品里由中心跌入边缘，而且逐渐地淡化了、远去了；同样，在中国现代文艺学和美学中，从观点、范畴到理论，也几乎全部是搬用西方的。意境不仅失去了存在的话语环境，也失去了其辉煌的中心话语地位。在这种西化潮流裹挟下的意境研究，也只能是为研究而研究，因为它在重构中国现代文艺学和美学的工作中，已经丧失了所应有的建构能力。 3.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复归。 中国现代文艺学和美学的大量西化，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和美学的丢失。彻底丢失传统，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是因为，每个中国人的血管里都流淌着传统的血液，每个中国人的心灵里也有着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丢失传统等于丢失自己，否定传统就是自我否定。因此，现代中国人每在历史的转型期，都要对传统文化表示怀疑甚至批判，但从不丢弃传统，形势一旦稳定就又要恢复传统，重建传统。“五四”前后、“文革”前后和新时期前后都是如此。否定传统之糟粕，弘扬传统之精华；有勇气批判传统，也有勇气重建传统，这便是现代中国人的特点。所以，70多年来，“全盘西化”的观点一直受到中国人的抵制。这是意境研究在现代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意境研究在现代虽然遇到了来自西方的三次挑战，但并不是没有机遇。在20—30年代，当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来之时，仍有人坚持研究意境；在50—60年代，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于“民族性”的提倡，使意境研究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讨论的深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不断升温，随着“民族特色”的讨论和实践，逐步掀起了意境研究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