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诞生的文学史学科至今已近百年。在世纪之交，对文学史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努力推进文学史研究的转型，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新模式，是学术界同仁共同关心的话题。这里发表的一组笔谈，反映了作者们基于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个人研究实践的思考，提出了文学史研究新模式的思维方式、运用的方法以及努力的方向。 致力于文学史研究新模式的建立 新时期以前，文学史研究的方法承受着两脉来源：一是乾嘉传统，比较重视考据、校勘、注释以及材料的搜集、辨析，论及文学史的发展，则喜欢以出于某某、衍为某某与递次矫正前代或同时代某种弊病的思路来梳理线索。一是由前苏联文学理论移用过来的主要从经济、政治等社会条件进行分析的方法。前者证实，多从罗列材料中引发议论，虽有精当之言却语焉不详；后者凌空，往往以政治思想的价值评判为其旨归。从思维方式上说，前者多为纵向，而后者偏于横向；前者往往丛杂琐碎、深入不足，后者则易以主体意识代替客体对象，以至有时客体对象竟纯粹成为主体意识的寄托所在。当论者们以“阶级性”以至虚幻的“儒法斗争”线索对文学史加以切割以至改造时，文学史所表现的只不过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流行意识罢了。 在这两脉来源中，尽管乾嘉传统有着更为深远的中国文化的根源，但新时期以前的几十年中，却是由偏重于政治思想之价值评判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为主导类型的。这除了时代的缘故外，还因为这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在说理的明晰及条贯上毕竟比之中国传统的方法大大跨进了一步。中国古代本有兴观群怨、五音与政通以及质文代变的文学理论。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单纯的王化政教说被打破了，诸如生产方式之类经济因素的作用不仅被引入了，而且还置于政治之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成为社会学考察方法的依据。在和原有文化传统既有相通又有突破的情况中，人们不仅因其相通性而易于接受，而且还因其突破性而感到新颖。于是，文学史被初步营造为一个适合于时代意识需要的意义世界。当这个时代意识的荒谬面还没有被认清时，人们自然会欣然投身于这个意义世界——其实是一种狭隘的意识论——中了。不仅是文学史界，哲学界、历史学界等人文学科的情况均大体如此。 应该承认，比之中国原有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这是向前的一步。虽然《文心雕龙》堪称体大思精，但此后的诗话、词话、曲话中虽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却大多零碎不成整体，于是刘勰严密恢宏的理论建构成了邈乎羲皇的空谷之音。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突出意义，在于引入现代科学方法，将被视为稗言的小说作为一种大文体加以科条梳理。五六十年代产生出几套文学通史，这一成绩应予肯定。总之，社会学研究方法打破了那种平直的传承说和救弊说的套数式思维，并且由这一研究方法出发，人们还可以上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以及俄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学术的视域大大地开拓了，也较前深化了，因而社会学研究方法统治一个时代应该说有其必然性和进步性。由于乾嘉传统在相当程度上被纳入这种研究方法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新时期以前，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模式乃是一种容纳有乾嘉传统而又偏重于政治思想评判的社会学研究模式。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革新，其出发的基点正在于此。 上述研究模式的缺点至少有三项：一是与特定政治需要相配合的流行意识必然渗透其中，以至于这种流行意识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对文学史现象进行阐释的理论基础；二是过于强调经济、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往往流于庸俗社会学；三是线性的、平浅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新的僵化。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革新，正是循着改变这三点而渐次展开的。对于显见的错误观点的摒弃是最早进行的，也是最为容易的。明白了庸俗社会学倾向陷于简单化、机械化的危害后，大文化的视角就被引入了文学研究中。当偏重政治思想评判的缺陷及庸俗社会学倾向被纠正后，社会学研究方法就演变为一种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了。大文化的视野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天地，文学同社会及其精神各部类的关系全方位地呈现了出来。80年代美学热在全国的蓬勃兴起，体现了人们对僵化的文艺学理论和打棍子的文艺批评的厌弃，强烈地表明了人们更愿意深入到文艺本身的特性中去，并希望文学研究具有一种理论的形态，改变其平浅性。美学热和文化热遍及整个社会，有着打破狭隘眼界和荡涤僵化的政治教条的意义。这两股热潮的兴起，同国内以“实事求是”为指针的打破僵化的思想解放运动一脉相承，在其客观效果上乃是属于打破冷战时代意识体系的一种走向。美学热和文化热虽已过去，但其对于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是重要而深远的。文学史研究模式的转换，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方才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和迫切性。 当新时期的文学史研究从最初的纠正错误观念发展到站在文化和美学的视角上时，就得到了一个需要进行重大创造的历史的际遇，但这一际遇又因为紧跟着的全社会商品化大潮的兴起而带有了可能丧失的危机性质。文学史革新向着第三个层次的发展是愈益困难了，它要求从理论上充分地、整体性地阐明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亦即建立文学史学或曰文学史哲学，从而彻底纠正社会学研究模式中那种平浅的、线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但是，目前还没有现成的文学研究新模式存在，新的学术路径还需要开辟，并且也还需要一个生长过程。 二 我明确地提出文学史研究模式的转换是在1990年。在这以前，也就是在写作我的第一本拙著《中国中古诗歌史》的前后，对于文学史研究必须走新路的决心，我是十分坚定的。时值方法论热，有人曾劝我写方法论的文章，我未接受。我以为好箭是必须射中靶子才算的，新方法只有能成功地运用于文学史的具体写作中才有说服力。并且，新方法的建构本身就应经历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没有丰富的文学史写作实践，我们既难于了解文学史的复杂运动，而且也难于对种种西方文艺思潮作出识别与选择，更难于对其作出融化、改造和生发。此外，要想独立地提炼出一系列新问题、新观念和新视点，离开了对于大量的文学现象及文学运动诸环节的潜心把握，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