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以1990年代初国际互联网的兴起为标志，东西方社会大踏步进入了数字新媒介时代。新媒介时代在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并不意味着报纸、期刊、书籍出版等书写、印刷旧媒介即将消亡和计算机、网络、移动网络等数字新媒介已经一统天下，而是意味着旧媒介逐渐退出传播主流，新媒介正走向历史前台并将逐步实现对旧媒介的覆盖，其实质即媒介融合和媒介文化转型。在这一媒介文化转型期，书写、印刷文化造就的“作家中心”写作方式依然存在，始于印刷媒介市场化、为网络媒介快速推进的“读者中心”写作方式已全面铺开，而作为试验性、具有先锋意味的“数字交互”写作一直在不断探索。在媒介文艺学研究视域中，三种文学写作方式各有其媒介文化成因，也各有其历史发展命运。 一、“作家中心”式写作与书写—印刷媒介的建构 “作家中心”式写作主要存在于书写—印刷精英文学或纯文学领域。它以写作者“个体自我”为写作活动的中心，作家专注于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和写作技巧，其写作动机和目的就是把作家个体对宇宙人生、社会现实的认知、体验、感悟以自己的方式痛快淋漓地“表征”出来，不太顾及文学活动中的其他要素，特别是读者感受。尽管也有“冒牌读者”“虚构读者”“理想读者”“隐含读者”等说法，但与作家的自我表征相比，给潜在读者写作的动机是极其有限的。特别是一旦这个动机与自我表征有矛盾时，前者就会无条件地为后者让路。我们可以从不同理论视角研讨“作家中心”式写作的成因，将之置于媒介文艺学研究领域考察，这种写作方式不过是书写—印刷文化的产物，其形成发展具有深刻的媒介文化根源。 “作家中心”式写作把写作视为个体独立创造。首先是作家独立于生活或世界(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社会习俗等)而“卓然独立”的“独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对于“作家中心”式写作而言，“入乎其内”只是写作的准备或前提；“出乎其外”才是写作时普遍追求的精神状态，不只是“观之”，而是真正进入“写之”，并能达到“高致”。此“出乎其外”的实质就是独立于生活世界，唯其如此，作家才能形成对生活和宇宙人生的观察和有高度的文学书写，即达到“高致”的境界。其次是作家把自己从文学活动过程中独立出来。一般说来，文学表现为作家、文本、读者、世界、媒介等要素间不可分割、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作家中心”式的写作者常常把自己从这个流程中独立出来，总是按照作家推崇的“内心”确立的原则进行写作。特别是有意识地与读者要素拉开距离。这种观念在广义浪漫主义文学中十分常见。雪莱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说：“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好的声音唱歌，以安慰自己的寂寞。”[2]即诗人只为安慰自己的寂寞而写作，读者是否接受无关紧要，这样的独立写作观念在中国当代精英文学中被奉为圭臬。方方在采访中说：“我觉得作家应该始终遵循自己心的写作原则去写作……我只是想表达自己内心的事，别人怎么想，关我什么事。”[3]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崇尚质疑与反思。质疑与反思是独立写作的逻辑延伸或一种具体化，即作家站在一个高处、在一个独立的立场上俯瞰世界、社会、现实、人生，进而质疑、理性解剖和反思直至批判。洪治纲认为，余华的创作轨迹可以描述为“逃离现实——批判现实——解构现实”这样一条主线[4]。而无论是逃离、批判还是解构，都首先需要与现实来拉开一定的距离，站在一个独立的立场对现实有意识地质疑和反思，或者说这种逃离、批判、解构就是质疑和反思的成果。 “作家中心”式写作所推崇的个体独立更深层的哲学依据是所谓的文学写作主体性。在17—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主体性哲学发展中，主体的“本质”常常被归结为某种先验的“自我”(ego)，从笛卡尔到谢林、黑格尔，再到胡塞尔、萨特，具体观点各不相同，但总体上都没有逃脱主体“唯(自)我论”的范畴。本来，作家只是个社会角色，而主体、自我、角色是三个问题。而在“作家中心”式写作中，这三者被统一在一起形成了“主体—自我—作家”三位一体格局。其中，自我是核心，以自我为核心就形成了作家写作的主体性。 “作家中心”式写作主张宣讲与教化。这是从客观的角度对“作家中心”写作模式中作家与读者关系的概括。如上，这里的作家主观上的确自觉主动地与读者拉开距离，但主要表现在写作阶段尽量不受读者影响。而当作品完成后，除了少数作家外，多数人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发表并被读者阅读。与此同时，作家就站在了布道者的位置和立场上，他在通过作品向读者宣讲自己对宇宙、人生、社会、历史的理解和体验，读者阅读他的作品就会获得教益。当然，文学也存在娱乐功能，不过在传统精英文学中这种娱乐常常和“寓教”结合在一起，或者就是“寓教于乐”的附属品。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和批评家锡德尼的说法具有一定代表性，即诗的“目的在于教育和怡情悦兴”[5]，其中，“愉快也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给人教导”[6]。在根本上，这是由作家和读者的不平结构关系所决定的。 应该承认，直到今天“作家中心”文学模式及其推崇的价值观、文学观都还是人类文化、文学的一个高点。问题是，它并不是什么普遍的永恒的事物，不应以静止的、本质主义的、超历史、超语境的思维方式对待它，那种将这种写作方式视为文学永恒追求的看法还在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看待文学活动。从媒介文艺学的研究视角看，支撑写作独立性、反思性、教化性的“自我”主体观念也不过是两千多年书写—印刷媒介文化的建构物，“人类文化是人与技术或媒介不间断、互相依存因而互相影响互动关系”的结果[7]。“作家中心”式文学写作，即是文学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与所使用的文字书写和印刷媒介长期不间断的、互相建构、互相影响的互动关系中造就出来的。 在文字发明前的口语文化时代，根本不会有“作家中心”一说。此时，文学只能是口头创作者通过口语、身体、音乐等媒介形式和观众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活动，表演者需要根据观众的情绪状况调整自己的表演。总体上，人类尚处于神话或前理性、前逻辑思维阶段，处在一个声觉支配的“部落化”世界。文字书写发明后，人类真正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文化发展阶段，原始神话思维让位给了理性逻辑思维，个体观念从部落意识中分化出来，以理性为核心的主体性观念也渐渐得以形成。先是文字书写，然后是印刷技术，不断使这样的文化形式得以强化。“西方世界珍视个人主义、分离主义，珍视独特观点和个人判断，印刷词语珍视这一切因素。……印刷术来临之后，这些因素都受到强化，分割的、私密的、个人判断的观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8]这种以现代性主体理性精神为特征的文化一旦形成，反过来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对书写、印刷媒介的需求和依赖。落实到文学活动中，小说家不再会像行吟诗人那样常想着是对听众说话，而是走向了自己的内心，“他只想着把内心想到的语词写在纸上”[9]。此时，大脑也从主要司记忆的功能中解放出来，可以更多地用于想象和思考。不仅如此，文字书写于载体上，还可以反复修改、润色加工。经过长期的积累，一种深思熟虑的、追求独立特色、个人化和反思精神的写作风格就逐渐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