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政治代表”？①它是一种“本质上存在争议的”观念②，还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严格性的概念？它是否涵盖如下大部分行为：通过这类行为，委托人赋予代理人以其名义发言和决策的权力，而这类决策反过来又对委托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在现代政治中，合法的政治代表是否依赖选举，即由选民明确授权？最初，“代表”的观念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高度依赖拉丁语的特定语言资源。随着西欧赢得全球霸权，关于“代表”的词汇及其概念化被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然而，概念史和比较政治社会学告诉我们，英语中“代表”一词所包含的一系列实践远远超出了委托—代理关系以及代表的选举。英语世界的政治学理论最近发生了“建构主义转向”，这一转向虽然使其理论的整体概貌得到了扩展，但基本上仍然对其他理论传统视而不见，对话语的重要性反思不足，其关注点也只是集中在西欧和北美。 本文旨在通过一种全球视角来推动该领域的研究。汪晖认为，正是由于传统政党政治的危机，西方国家和中国都不得不面对一种普遍的代表危机。该理论的整体概貌的扩展需要增加限定性条件：许多“新兴民主国家”也遭遇了政党政治的合法性危机，但是印度产生了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群众党——印度人民党，与此同时，此前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大党则急剧衰落。③什么样的“代表”概念可以解释这些变化？在第一部分，我没有接受任何想要界定政治代表的“本质”的尝试，而是提出代表的两种含义：一种与象征型代表(symbolic representation)有关，另一种与法定型代表(juridical representation)有关。在第二部分，我会区分法定型代表主张的两种子类型：委任型代表(mandated representation)(主要表现为选举)和体现型代表(embodiment-based representation)(可以依靠更广泛的动态机制)。第三部分将分析现代政体中一些体现型代表的变体。结论部分将总结本文的论点及其适用范围，以有助于重新思考21世纪的代表概念。 一、象征型代表与法定型代表：英语世界的政治理论所发生的建构主义转向的局限性 尽管对卡罗·金兹堡(Carlo Ginzburg)而言，“我们对那些构成我们日常用语一部分的词汇——例如‘代表’——拥有一种颇具欺骗性的熟悉感，而破坏这种熟悉感”④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英语世界中有关代表的政治理论主要是基于这种“颇具欺骗性的熟悉感”而构建起来的。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在她那部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理论表述产生了分歧的开创性著作中指出，代表不是一种“模糊不明和变动不居”的观念，而是一种“单一的、高度复杂的概念，其基本含义自17世纪以来没有多大变化”，代表的词源是“使其在场或显现，或使其重新在场”，因此可以赋予它一个广泛的定义。⑤不过，皮特金提出的综合性定义是基于该词在英语中的含义，主要关注的是委托—代理关系，尤其是为了理解选举。英语世界中政治理论的近期转向倾向于超越委托—代理框架和选举框架来对政治代表进行概念化，但仍保持在特定的英美范式之中。 研究德国概念史的著名德国学者哈索·霍夫曼(Hasso Hofmann)已经对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和德国传统中的这种简化主义和本质主义提出了反对意见。⑥基于他的深刻见解，我提出需要形成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必须区分“代表”一词在英语中的语义内容与更一般地在新拉丁语中的语义内容。这使我们更容易拒绝那种依据选举来界定政治代表的做法。我们正在经历政治性“代表主张”⑦的多元化以及代表类型的激增和分化。即使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选举型代表的合法性虽然很重要，但仍然存在其他至关重要的方面。 英语中“代表”观念的主要概念矩阵(conceptual matrix)是什么？根据时间顺序，首先它是指霍夫曼所谓的模型和图像的辩证法(原型/摹本)以及我们依据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点所提出的“象征型代表”，它指的是“象征性”一词的通用含义：符号、图像、迹象、仪式，它们使人类能够构建关于社会存在和自然存在的意义。⑧“repraesentatio”一词出现于罗马帝国时代，至今西方的神学、哲学和美学都对其进行过讨论。从那以后，它既可以指使不在场的事实或人重新在场的行为(这是英语中最常见的含义，也是皮特金所唯一考虑的含义)，也可以指在场的实际展示。⑨ 中世纪的拉丁语和大多数从拉丁语派生的现代语言最终将上述两种含义归于一个词汇之下，一种含义是象征型代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含义则涉及法定型代表，即被代表的个人或群体所服从的代表与其法人完全是同一个人，这使得代表能够替被代表者发言和做决定。在大多数其他语言中，象征型和法定型这两个层面的含义由不同的词语表达，如表1所示。
这种配对具有的丰富意义超越了拉丁语时期和后拉丁语时期欧洲的历史和语言背景：任何法定型代表都要涉及被代表的共同体形象的形成以及当权者在他们应该代表的人面前的表现(表演、展示、画像、描绘)。虽然政治仪式在现代工业革命之前是欧洲绝对主义特别重要的一部分⑩，但人类学将象征型代表视为政治权力的一种结构特征(11)。建构主义者认为，社会团体不是自然的事实，而是“想象的共同体”(12)，并强调代表在被代表实体的建构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这在德国政治理论和政治史上一直很重要(13)，艾瑞克·沃格林(14)(Eric Voegelin)、弗兰克·安克斯密特(15)(Frank Ankersmit)以及布迪厄(16)也强调了这一点。布迪厄写道：“正是因为能指(signifer)的存在，因为它(通过象征性举动)所实施的代表行为，被代表和被象征的群体才得以存在，反过来，被代表和被象征的群体的存在也导致了其代表能够作为一个群体的代表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