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和资本主义国家当代转型的激烈争论，是全球化时代国家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当代英国著名国家理论家杰索普指出：“考虑当前全球化发展中的国家问题，关键是要澄清原有的国家制度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即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福利国家会怎样被重构。”① 基于此，杰索普认为， 伴随着资本主义新的时空定位和尺度重组，资本主义的积累策略、调节方式和治理模式以及国家的形式与功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类型正在从福特主义中的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转变为后福特主义中的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 一、福利国家危机的种种解释理论 战后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既促进了战后经济的繁荣，又赢得了相对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不过，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爆发，福利国家体制“开始出现裂缝”②，有关福利国家的危机话语开始流行。约翰·基恩认为，把20世纪30年代不景气的、充满冲突的政治经济转变为战后世界官僚主义福利国家的繁荣计划，已经陷入绝境。“福利国家在政治上的胜利已经演变成肯定的失败。福利国家所引起的问题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已经超出了它现在通过官僚主义管理手段所能解决的范围。”③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也明确指出，由于国家过多地介入经济生活，承担起取代市场和补充市场的职能，这会最终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官僚福利体制陷入一种新的合法性危机。对福利国家危机的解释及其解决方案的设计成为20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主要话题。 奥康纳关注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他指出，在国家财政开支不断增长的同时，税收却受到限制，这一矛盾导致不断的财政赤字，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得福利国家寸步难行。引起福利国家发生财政危机的基本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垄断资本的大规模发展，要求越来越大量的、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基础结构，需要有大量“社会投资”支持其发展。（2）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部门的日益扩大， 使社会用于这个领域的支出不断增加，投资量大、生产率低、就业人数很多、产量提高缓慢，都加速了财政危机局面的发展。（3）旧的国家机构不断扩大，新的国家机构接连产生，这主要包括“福利机构”和“战争机构”两种，他称之为“福利—战争国家”，这些沉重的预算开支加重了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④ 奥康纳对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分析深刻影响到后人对福利国家危机的系统分析。 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哈贝马斯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系统，并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民族福利国家的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的总危机趋势。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主要危机是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和合法化危机，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移到作为政治系统的国家。合理性危机是指“国家机器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一方面是人们期待干预，另一方面则是被迫放弃干预；一方面是独立于自己的服务对象，但这样会危及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屈从于服务对象的特殊利益”。⑤ 合法化危机是指“国家不能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功能失调的效果保持在选民可接受的程度内，如果国家在自我降低其可接受性的临界点方面仍然是不成功的，那么，合法化的消解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⑥ 哈贝马斯认为，应该“设法摆脱固执于福利国家模式和倒退到资产阶级形式法的两种选择，并建立两种模式之间或多或少的混合”⑦，亦即通过以交往理性、商谈伦理、生活世界为基础的“民主法治国”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以及福利国家的危机。 在吸收奥康纳和哈贝马斯思想的基础上，奥菲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富有代表性。奥菲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划分为经济子系统、政治—行政子系统和规范子系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在战后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中心，一方面要维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运转，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福利保障和福利供给维系民族大众对国家的合法性支持。但由于商品交换形式是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根本原则，劳动力的商品化是市场关系的根本保障，国家必须维持商品化，而福利体制本身却必须以劳动力的“去商品化”为基础，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供给必然要破坏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交换关系。福利国家徘徊于“去商品化”和“行政再商品化”之间，使其陷入了“奥菲悖论”：“尽管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然而资本主义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⑧ 这种困境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得到避免和解决。为此，他提出一种基于新社会运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并坚称“民主社会主义已经转变为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强调抵制并阻止资本主义理性化过程进一步盲目发展的必要性”。⑨ 与奥菲和哈贝马斯不同，法国调节学派更关注福特主义范式本身的危机，阿格利塔和博耶尔等人认为，福特主义难以适应集体福利服务，低生产力增长率和高工资意味着劳动密集的福利服务限制了资本积累，解决的方法是“更彻底地转变集体消费的生产条件，使积累可以通过非生产劳动进入剩余价值的劳动之中”。⑩ 在调节学派看来，福利国家的危机根源在于福特主义生产范式本身的衰竭和危机，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深受福特主义生产范式的结构限制。因此，问题不在于福利国家的危机，而在于产生这种福利国家的生产范式本身的危机，解决危机的手段只能在经济领域即积累体制的变迁中寻找。 也有学者认为，福利国家的矛盾可以从福利体制自身的改革当中找到解决方案。相比于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其替代性的左、右不同方案，吉登斯主张走“第三条道路”，既反对完全取消福利国家的右翼，又反对坚持传统福利国家模式的左派。他说：“第三条道路政治应当接受右派对福利国家提出的某些批评……某些类型的福利机构是官僚化的、脱离群众的、没有效率的，而且，福利经济有可能导致违反设计制度之初衷的不合理结果。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并不把这些问题看成是应剔除福利国家的信号，而把它们视为重建福利国家的理由。”(11) 由此，他提出以积极的福利取代消极的福利，让市场和社会在福利政策和福利供给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