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8)09-0092-09 大约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在塞缪尔·亨廷顿的学术墓志铭上这样写道：“亨廷顿堪称美国世纪的最伟大政治学者。”①亨廷顿浸淫美国政治六十余年，见证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中崛起又在冷战终结后渐显衰颓的全过程，其论著覆盖政治学的所有关键领域，还培养了整整一代在政治学各个分支领域各有建树的政治学者，比如华盛顿大学的乔尔·米格达尔(Joel S.Migdal)、哈佛大学的斯蒂芬·罗森(Stephen Rosen)、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和斯科特·萨根(Scott Sagan)、普林斯顿大学的阿伦·弗雷德伯格(Aaron Freidberg)、美国《外交事务》主编吉迪恩·罗斯(Gideon Rose)等。②这个盖棺定论，对他来说或许并非过誉。 但是，亨廷顿在身后备享哀荣，生前却又充满争议。他既是政治上的新政自由主义者，又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学术作品大都散发着浓郁的保守主义气息；他既坚持思想学术上的保守主义，又主张保守主义并没有自己的乌托邦，保守主义在冷战情境中必须保守自由主义。③亨廷顿思想中的这些冲突对立是否不可调和？亨廷顿不同时期的政治理论有没有一条纵贯线？亨廷顿的学术影响力究竟来自其多变还是其不变？亨廷顿一生致力于关注政治世界的重大问题，作为政治学理论中枢的“现代”国家问题不仅当然在其视野之内，甚至可以视为其政治理论图景的门户所在。进而，由于亨廷顿的学术生涯贯穿了美国的兴衰全程，厘清亨廷顿如何在现代政治世界中安放国家，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其思想的变化与不变，也有助于更真切地探索大国的治乱兴衰之源。 一、国家的出场 “现代”国家问题贯穿了亨廷顿的主要学术论著，使其政治理论具有了一致性和整体性。亨廷顿学术生涯的第一个十年(1946-1956)主要处理了政党政治④、官僚政治⑤和军政关系⑥三个主题，1957年的《军人与国家：美国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下文简称《军人与国家》)是这个阶段的集大成之作，也使之成为美国军政关系研究的主要开创者。1968年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是其学术生涯第二个十年的代表作，他主张区分政治体系的差异与政体的差异、“政府的形”与“政府的度”、“在统治”和“不在统治”，进而区分国家的有效性与正当性，最终区分国家与“现代”国家。在亨廷顿的政治思想图景中，政党制度、官僚制度、军政制度都是国家的顶梁柱。 五十年前，在写作《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之际，亨廷顿正是沿着这条清晰的国家问题意识展开的。他批评并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治学也即现代政治学流行的、简单化的直线性现代化理论，他主张政治现代化并非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或曰变化社会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实现政治稳定，因此，政治学者应该像经济学者分析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聚散那样，讨论政治发展和政治权力的集中、扩大与分散，探索通过政治制度的发展走向政治秩序的方式方法，而不论人们对于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和可取性有什么样的分歧。⑦正是在某种“权力的物理学”的基础上，“作为制度的国家”出场了。 《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的首章首节首段首句堪称亨廷顿国家观的凝练表达，即“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不在于政府的形(form of government)而在于政府的度(degree of government)”。⑧亨廷顿在这里把“政府”用作双关语，在“政府的形”中作名词用，指静态的、形式化的权力结构；在“政府的度”中作动词用，指动态的统治水平、例行化的制度过程。三联书店的中译本将这句话中的“政府的度”译为“政府的有效程度”，从而把亨廷顿定位为流行的社会意见所认为的“国家主义者”。或许也正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回归国家范式”的主要开拓者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认为，亨廷顿、莫里斯·贾诺威茨(Morris Janowitz)、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uinn Wilson)等人突破了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所坚持的“社会中心论”，延续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期间反映英美霸权更迭的“国家中心论”，后者的代表作包括哈罗德·拉斯韦尔的《卫戍国家》和卡尔·波兰尼《大转型》。⑨而乔尔·米格达尔(Joel S.Migdal)更是把亨廷顿和卡尔·波兰尼并称为“回归国家范式”的真正开创者。⑩但是，问题在于，“有效程度”这个译法本身其实缩减了亨廷顿的国家思考。 亨廷顿区分了两对重要的学术概念，一对是“政府的形”与“政府的度”，一对是“政体的差异”与“政治体系的差异”。亨廷顿强调的是后者，即不同国家间的“政府的度”和“政治体系”的差异，而非“政府的形”和“政体”的差异。亨廷顿认为，不同国家在下述政治品质上的差异大于其“政府的形”的差异：共识、共同体、正当性、组织、效率、稳定，这就是说，“政府的度”意味着一个国家是否具备这些积极的、正面的政治品质，这些政治品质决定了“政府的度”也即统治水平。这六大政治品质分别指向“正当性”与“有效性”，由共识、共同体、认同所构成的“正当性”，不同于由组织、效率和稳定所构成的“有效性”。尽管冷战时代的美国、英国、苏联的政府形式不同，但它们的政治体系都具有这些政治品质，从而都是强大而非无能的，它们的政府都“在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