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4-0041-01 二战以后，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大多数国家的政体选择在威权与民主之间多次反复，国家发展各方面未能取得突出成就，人民也备尝转型失败或政体崩溃的痛苦。究其原因，后发国家的政治精英在进行政体选择时，未能充分考虑风险因素，贸然建立的简单政体面临重重危机。贝克认为，当代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1](P2)。其实，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尤其突出，理应倍加重视。从风险角度看，后发国家无论选择简单的西式民主政体，还是回归传统威权政体，都不能避免风险，只有建立权威与民主有机结合的现代混合政体，才能有效防控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风险。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探讨。 一、后发国家建立现代混合政体的必要性 后发国家的政体选择长期在两种简单政体之间反复摇摆。后发国家在战后初期纷纷移植西方民主政体，扩大政治参与，但很快遭到失败。20世纪50年代后期，许多后发国家建立威权政体，强化政治控制，压制政治参与。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国家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实现民主转型，重新恢复民主政体。但转型之后，除少数国家治理较好外，大多数国家治理并不成功，还有一些国家重新陷入混乱与动荡之中。无论在民主时期还是威权时期，后发国家建立的都是只包含单一政体元素的简单政体。简单政体很难长时间保持稳定。西方现代政体是混合了多种制度因素的复杂政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发国家直接移植就能建立稳定的政体。后发国家用于平衡和保护民主的相关制度要么没有建立，要么无法运行，照搬西方民主政体容易蜕变为片面鼓励大众参与、政治直接受民意支配的简单政体，无法提供稳定的秩序和良好的治理。 后发国家法治不健全，民众缺乏民主经验和技巧，本应该在政体结构中保留权威元素以平衡民主的负面作用。就像派伊所指出的那样，民主发展不是“只包括对大众参与问题的成功解决。要想有民主的政府，就必须有一个政府和有秩序的权威”，“权威和参与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上应该携手共进”[2](P107)。然而后发国家的一个普遍政治现象是，在发展民主的同时往往弱化了政治权威。没有权威的制衡，后发国家的民主政体很容易沦为一种简单政体。 简单的民主政体之下，政府是软弱而低效的，行政部门缺乏执行力，要么屈从民意，要么受到各方力量的掣肘。政府不能对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进行有效调控，既没有能力满足转型社会民众种类繁多而又相互冲突的要求，又缺乏权威抑制民众介入政治斗争的冲动。民众通过频繁的游行、示威、罢工等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威胁”策略盛行，各个利益群体争相展现比其他群体更具威胁性来获取利益满足[3](P117-118)，政治秩序难免不受冲击。实际上，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大多数后发国家为民众提供福利的能力是有限的。政府在民众大规模政治参与的压力下，不得不尽量满足或者迎合民众的经济要求。这样，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的政策无法推行，本可用于积累的生产剩余转而用于满足民众的福利要求，削弱了本国的经济竞争力，严重制约了国家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也长期无法提升。 后发国家的民主如果缺乏制衡，通常会面临极大的风险。长期受到压制的民众一旦获得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往往不能审慎使用自己的权利，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互相伤害。当旧的权威形式失去约束力，民众的权力就会被放大，从而激励更多群体参与到政治恶斗中来，出现亨廷顿所说的“普力夺”社会。民众一哄而起，成立无数团体或政党，争相参与政治，但“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调停、升华、缓解各团体的政治行动。在普力夺制度下各种社会势力相互赤裸裸地对抗……对于什么才是解决它们之间冲突的合法而权威的途径，亦不存在共同的认识……各个团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示威，军人就搞政变”[4](P178-179)。这种缺乏约束的无序政治参与，如果和严重的阶级、民族、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冲突就会更加激烈。达尔指出：“任何一种制度如果严重分化为数个高度敌对的集团，它都会处于危险之中。面对严重的两极分化时，竞争性政体就容易崩溃瓦解、发生政变、爆发内战。”[5](P118)民主政治参与失控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国家分裂，主权和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国家政体中民主因素的过度放大通常会导致秩序混乱，治理失败，不能体现出民主的正面价值。在民主尚未深入人心的国家，往往使人们对民主失去信心，民主不再被认为是一种适宜的统治形式。如果政治秩序混乱到一定程度，以至于人们连正常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人们便会重新选择，“宁愿多少牺牲一点政治权利以维护社会秩序”[6](P197-198)。民主政权就会陷入无法巩固的泥潭，出现“经常性的崩溃”[7](P174)。二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除个别国家外，建立民主政体的国家曾普遍遭遇民主崩溃。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三波民主化之后，民主崩溃的频率大大降低，但民主的风险依然存在，民主崩溃时有发生。据统计，1974年-2006年，世界各地先后发生了20次民主政体的崩溃[8](P10-11)。 当简单民主政体蕴含的风险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危机或者动乱，人们就会渴望“扭转乾坤的时代英雄和政治强人”[9]，于是威权政体取代民主政体便成为后发国家普遍发生的现象。威权政体在短期内确实能够应对民主政府无力处置的危机，使国家恢复正常的秩序，甚至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经济奇迹。但许多国家所建立的威权政体仍然是一种简单政体，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垄断了国家权力，广大民众处于政治高压之下。这种政体所维持的稳定只是暂时的，依旧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