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究竟该选择何种方法论的争论始终贯穿着学科发展的历程，教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自《大教学论》(Great Didactic of Comenius)一书标志着独立形态的教育学的诞生以来，教育研究在方法论上始终在实证主义与非实证主义之间徘徊。方法论的争论不仅影响着教育学者对研究问题、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策略的选择与应用，而且还反映了教育学者的宏观理论立场与其背后固有的哲学信念与信仰。近年来，实证主义方法论以其基于证据、可量化及可重复性操作的特点，备受学界推崇。认为实证研究的成果是更新教育决策和鉴别教育理念正误的标尺，教育研究必须全面转向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主体，并视之为未来提升中国教育研究质量和影响力的必然选择，倡导全面走向实证主义，以跨学科的宏大视野加强教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从而引领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呼吁教育研究的全面转向，特别是在方法论上全面走向“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这不仅不是一场教育思想上大的解放、大的突破、大的创新，相反会使得原本有着丰富多彩、趣味纷呈、意境悠远、运思机断的多种教育学研究的范式与方法被逼入“实证主义”方法的一条通道，那将不是教育学研究的辉煌，恰恰是教育学研究的“青蛙之灾”。[1] 早在古希腊时期，比如斯多葛主义(Stocism)、古典原子论(Classic Atomisticism)以及怀疑论(Skepticism)的著述中就有了实证主义的影子，而真正提出“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一学术概念并将其作为方法论体系予以发扬光大的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之父孔德，其撰写的6卷本《实证哲学教程》(Course of Positive Philosophy)是实证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他提出的人类从神学到玄学再到实证阶段进化的三阶段遭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其实证阶段(即走向科学的阶段)并非是哲学的解放或新生，而是理性的异化，使主体陷入“无思”的境地。纵观西方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传统与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是以“坚持实证”与“反对实证”为重要线索而展开的，其间穿插着许多哲学与社会学的理论流派。而反对“实证主义”的几乎涵盖了所有有着深刻影响的西方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诸多流派，包括新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符号互动论、解释学、生命哲学、拟剧论等等，这些理论在批评实证主义、弘扬研究中人的精神性一面达到强烈的共识。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之后，反实证主义的思潮蔓延至德国之外的许多欧洲国家，甚至在实证主义社会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美国也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学者与流派。领袖式人物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的可贵之处在于曾经作为一名科学哲学家的他有力地揭示了实证主义者的“证明方法”中的漏洞，“这样的漏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以致于在某种关键时刻，严格的证明并不比其他方法(比如他提出的反归纳法)要高明多少，甚至对科学研究可能还是有害的”。[2]其撰写的《反对方法：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是对实证主义方法论作总体性批判的巨著。作为一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原先是一名坚定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拥护者，但后来却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学者中最大的异端，甚至被视为实证主义哲学的掘墓人和送葬人，他对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工具主义、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反戈一击最为致命。所以很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将《反对方法：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不仅视为一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书、审判书、宣言书，而且更视为一个重大的“事件”。[3]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论为基本立场展开了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有力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体现在其科学的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思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独树一帜的科学的方法论体系，这种方法论体系既注重事实和经验，又超越了具体、微观、琐碎的“证据”，并在“总体性”理论思维中经过唯物辩证法的有效运用，从而达到了对内在本质和规律的充分揭示和把握。美国著名马克思学家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方法论上的光辉与跨时代意义，“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社会分析的方法和作为人类行动指南，它是马克思整个体系中的最重要的方法”，[4]正如国内许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普遍的、一致的观点，“它是包含真理的体系哲学，也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5]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为开展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是“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的历史交锋下的正确选择，是教育研究的科学化的方法论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对开展教育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教育研究要摆脱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证据崇拜”，走向“择宜”的澄明之境 (一)“证据崇拜”论：唯数据才能发声 1.被遮蔽的教育研究者的主体精神 “证据崇拜”论者只相信数据或证据所反映的所谓的“事实”，而忽视人的主观理性和主体精神，排斥人类所需要的信仰和对未来的希望之光。对此，费耶阿本德曾引用过爱因斯坦在论证科学与哲学的区别之时提到过的与神学和哲学相比，科学反而具有某种“机会主义”的属性，并用此来批评作为科学家的伽利略的“机会主义”之路的迷误与迷途，“伽利略只要觉得自然改革了自己的程序，只要觉得自己遇到由人类心理和生理造成的障碍，他本人就会改变自己的方法”。[6]伽利略的这种善于“审时度势”的“机会主义”特征，即完全依据科学的实证研究所获得的所谓的数据与证据来“任意”解读其背后的可能原因和道理的能力，表面上看是“科学”的，是唯实证的，是唯依据或证据、数据和事实的，但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伽利略却成了“科学”的“仆人”，而绝不是有人类精神和主观能动性的主体。这是一种典型的缺乏信仰、没有精神、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价值追寻的“机会主义”者。因为只要有所谓的数据或者证据，就“什么都行”“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能解释”“什么都会自圆其说”。同样，完全走向实证主义，这不仅不是教育研究的幸事，反而极大可能会导致教育学者迷失信仰、遮蔽理性、失落精神、牵绊心灵。那种唯有获得数据，取得证据，才可以“发言”的观点与主张，会使许多原本有思想的教育学者逐渐远离了原创精神与智慧的火焰。教育研究离精神世界渐行渐远，知识的荒漠之上随手可捡的只是“数据”或“证据”的沙砾，唯有思想的海洋之中才会有亮丽的珍珠与贝壳，但它却成了我们遥远的他乡，成了触不可及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