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师生问对透视

      中图分类号：G40-09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0)02-0116-05

      孔子诲人以师-弟子问对为主要形式。从《论语》所载师-弟子问对①中，或多或少显示出其师-弟子间，问与待问、对与无对、解或不解，颇有讲究。孔子弟子采用的各种提问方式，弟子对解惑的种种不同反映，孔子对弟子的引导，堪称师-弟子问对艺术。

      古代通行个别施教。同后来集体教学的情境迥然有别：它重在自学，因学而教，教弟子学；古代受书写工具限制，典籍精贵，口头传授成为弟子知识的重要来源。“从师曰执经问难”，“学”与“问”，几乎难以严格区分，故曰“学问”。“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尚书·仲虺之诰》)，“不能则学，疑则问”(《曾子·制言》)，“学以聚之，问以辩之”(《易经·乾传》)，成为至理名言。反之，“解惑”在施教中的地位，与后来的集体授课中的解惑，实不可同日而语。在《学记》中早就有“善问”与“不善问”、“善待问”与“不善答问”的分辨，意味相当讲究问对艺术。②

      《论语》所载问对情境甚多。其中可断为师—弟子间对话情境之处，统计如下：

      

      上述统计表明，在86次师-弟子问对情境中，弟子发问为65次，占总数75.6％；师问、师告为21次，只占24.4％。上载这两种情况下，还存在弟子反问、追问，表明这种问对以弟子主动发问为主，而弟子主动发问更堪作“教”的艺术的表征。

      孔子解惑，大致有三个特点：

      (一)审题

      孔子鼓励弟子多问、多闻、多见、多识。自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并非有问必答。

      孔子解惑，首先审察弟子提出的问题是否值得回答，是否非回答不可，从而决定是否回答。大致有三不答：

      1.无意义的问题不答

      樊迟问“崇德修慝、辨惑”。这个问题有价值。孔子赞其“善哉问”，并予以回答(《颜渊》)。当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时，老先生没好气地连称：“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就把他打发走了。意思说你去问“老农”、“农圃”吧！这样的问题何必问我？背后骂他“小人哉”(《子路》)。

      2.不成问题的问题不答

      南宫适问：“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背地里赞不绝口：“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明代学者李贽于此加评：“夫子不答”，非有所忌讳也，契之深也。“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赞不容口也，已从“不答”处酿之矣！(《四书评》)

      南宫适的答案已经存在于他的问题之中。孔子了解他的为人。他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疑难，故而“夫子不答”。

      3.模糊的问题不答

      不知哪位弟子问他什么事情“如之何”，孔子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矣！”(《卫灵公》)即：你不说出自己的看法，不知道你的疑难何在，怎能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呢？

      “解惑”，不仅解思想之惑，而且同行为之惑(迷误)相关。也许有一位行为不检点的弟子问他“如之何”？孔子反问：“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子罕》)对这种情况，说是不回答，其实已经作了回答。说他回答，又没有明说。

      更有甚者，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称病不见，而又“取瑟而歌”。让他知道自己并未生病，是有意请他吃闭门羹。李贽借此调侃：“这叫做圣人不会作病，孺悲回去一定要真病”(《四书评》)。关于孺悲是否属孔门弟子，史家说法不一。不管孔子对孺悲的看法如何，作为教例，类似于后来的参禅，无言而教。③

      上述几例，大抵是以不教为教，属于消极教育。这种消极教育的积极意义，在于激发弟子自返、参悟。这正是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的精义所在。

      (二)辨惑

      孔子认定弟子提出的问题值得解答之后，还对问题本身加以分辨，务使提问者知道自己惑之所在。

      子张与孔子问对属于此例：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

      孔反问：“何哉尔所谓‘达’者？”

      子张对：“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孔反问：“是‘闻’也，非‘达’也！难道‘闻’即‘达’么？”

      孔(或子张)说：“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颜渊》)

      子张似乎惑在士之“达”，其实他并不了解“达”的含义，把“闻”与“达”混为一谈。犹之乎今人误以为凡是名人都属有德有能之辈。表明其惑实不在“达”，而在“达”、“闻”不分。孔子的办法是先使其明了“惑”之所在，再予以解答。

      有的研究者认定这一问对近于苏格拉底“产婆术”。可以这样说：孔子的两个反问，可谓近于“产婆术”。惟最后的“达”、“闻”之辨，究竟出自谁口，尚难断定。如出自孔子之口，只能算是虎头蛇尾的“产婆术”。

      (三)专对，即因人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