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教育哲学以学科的形态出现在中国始于20世纪初，它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引进的产物。[1]然而众所周知，中国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史，积累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有自己伟大的思想家，也存留大量的典籍。任何民族、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能离开本土文化的精神家园，中国需要一次精神的回归，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已有的精神财富。在回归中审视，在审视中清醒，在清醒中发现，在发现中完善，在完善中再建和创造饱含中国文化血脉的当代学术，以自己的丰实和独特，与世界各国同仁作有交流意义的对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意识影响下，形成了本文的选题。 一、“天人合一”命题内含的教育精神 中国哲学思想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有着众多的流派，在其肇始至今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道释并存的思想格局，这几乎是当代中国哲学界的共识。但本文要探讨的并非这一思想格局本身，而是这一格局内含的根本问题，呈现的价值取向、基本的思维方式及其存在方式。正是这些从整体上构成了中国哲学传统，从中我们可以读出它的独特和意义，读出其内含的教育精神与智慧，从而可能进一步探讨基于中国哲学传统的教育哲学。 人应如何在世界上生存是中国哲学传统的母题，关涉到人生实践与生命意义，它使中国哲学带有强烈的世间色彩与人文气息。中华民族的文明以农耕经济为基础，故而敬畏天地，把天地看作生养众人的“父母”是最为原始的信仰。社会关系的维系则以血缘为原点，血缘关系也就成为人构建其他社会关系的原型。 中国哲学传统通常把自然称为“天地”，把社会之事称为“人事”，如此，人应如何生存的母题，就演化为人与天地、人事的关系问题，打开了中国哲学的大视野。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传统中最大命题。老子《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是这一命题的典型表达。此处的自然，并不是指自然之物，而是指其自身，即“道”由其本性。全文揭示了天地人相通，且统一于道，都应法其自然之理。老子还提出了天地人的又一层关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文中之“一”指天，“二”指地，天地关系是阴阳关系，“三”即阴阳两气抱合所生之和气，故能生万物。在此，天地人的关系是相生关系，之所以能相生是因为天地有阴阳关系，中国哲学传统中抽象的能生万物的“阴阳”，一对能结合互生的基本关系被明确提出。天地人相通相生是天人关系的第一层意义。 天人关系的第二层意思是人应依天道之法而行，包括立序和立德。自此进入到人类社会与伦理、个人道德与修养，即人事与人生的领域。所谓立序，是指天有四时年月昼夜之序、阴晴圆缺之变，地有高山平地、东南西北之别。人法天地，首先要在人间社会也建立起合情合理之序，此序的依据即以父母阴阳所合而生之序为本，进而确立三纲五常之序；以血缘之序为范本，类比、推衍出社会等级层阶之序。这一序既有天理，又有人伦作依据支撑，还能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故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所谓立德，是指人应以天地之德为榜样立自身之德。如《易经》“乾”卦象传中所述人如何向天学习，“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坤”卦指出人如何向地学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现在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出于《易经》第一、二两卦，由此可略见中国哲学传统在立人立德上的深远影响。 天人合一之第三义在于确立人在天地万物之间的特殊地位与关系。在《礼运》中有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董仲舒进一步说明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有了这一层天人关系，君主就可称为天子，人就有替天行道的权力，其前提是人必须把自己修养成君子。由此，我们引出了天人关系内含的教育精神，即人要由礼乐而成。在《中庸》首章中，这一关系有更明确的表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由此可见，“教”是建立在天道、人性之基础上，是修道成人之事。可以说，不了解天人合一之中国哲学传统，就不易把握中国传统教育修道成人之基础与旨归，把握中国教育之根本精神。 二、以人生为对象的修习践行之道 从“天人合一”命题的说明中不难看出，中国哲学传统中的谈天说地，并非为区分天地与人，而是借人畏天地之情，为人立法之道，天人相通、相应、相参。我国有学者把天人合一与主客两分，作为中西哲学传统重要区别的立论，[2]在笔者看来这是恰当的。也正因此，人何以成人，何以立身，何以成事，就成为中国哲学传统中由天人合一引申出的核心问题，有关阐述直接关系到一系列基本的教育观。在此，我们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儒家，且只能择其具有特殊性、并对今日尚有重要启发的要义而言。 天性与修习，是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也是关于人如何成人的回答。各派哲学虽有不同的回答，但都关涉到此。孔子的回答是“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不是从人性之善恶，而是从能否通过学习和修行改变其天性来讨论，以相近和相远之别，表达了他对人需要和能够学习的信念，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人的天性尽管有差异，但生而知之者极少，连他自己也不是。大多数人是学而知之，唯有遇困还不愿学的人，才难教。基于此，孔子提倡“有教无类”这一至今都有重要意义的教育命题，且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后天的习、修上，主张因材施教、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如此教育精神确实不能不令人赞叹、敬重，至今仍不失其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