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功能即艺术的作用或效能。艺术功能论就是对艺术的作用或效能的基本看法和相关论述，主要研究“艺术能够做什么”或“艺术有什么作用”的问题。通常认为艺术有认识、教育、审美、娱乐四大功能；鲍列夫认为艺术有社会改造、认识—启发、艺术—观念、预测、信息和交际、教育、感化、审美、愉悦共九大功能；斯托洛维奇则认为艺术有认识、启蒙、预测、启迪、评价、劝导、补偿、净化、社会组织、使人社会化、教育、享乐、娱乐、交际共十四大功用；卡冈的划分更多更详细①。艺术究竟有多少种功能，量的精确统计和研究未必是理论研究的目标，重要的是对对象的实质的揭示。因此我们在梳理20世纪中国的艺术功能论时，始终抓住“主美”内部功能论与“主用”[1]42外部功能论两条线索进行。20世纪中国的艺术功能论史，一般来说“主用”的外部功能论占据主流支配地位，“主美”的内部功能论则作为潜流、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只在特定时期的局部范围内获得较大发展。百年间的艺术功能论，形成“主用”外部功能论与“主美”内部功能论一主一辅、二元互补的理论格局，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现代艺术功能论形成期；功利主义艺术功能论主导期；内、外功能论竞相发展的新时期。 现代艺术功能论是在批判继承民族传统、吸收借鉴西方艺术功能论和学术范式、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历经内、外功能论的论争实现的。上世纪之交，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外部功能论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内部功能论标志着20世纪现代艺术功能论的初步形成，也是中国古典形态的艺术功能论被置换后的第一次理论话语转型，并由此初步形成了两大功能论体系对峙互补的理论格局，奠定了整个20世纪艺术功能论的基本格局和走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化下，二三十年代，各种艺术团体关于艺术功能的论争，各种艺术理论译著、专著的相继出版，都促使艺术功能论进一步深化发展，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发展期，现代艺术功能论经历了第一个发展阶段。 梁启超持艺术“新民”说，主张用艺术改造国民的人格和精神，将艺术当成维新、改良的政治宣传工具，以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传播文明之利器》《饮冰室诗话》《小说丛话》等著述中，梁启超反复强调艺术对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重要现实作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更是将小说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推向极致。认为“欲改良政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2]，公开宣告小说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功能，以突出小说在社会变革中的特殊作用。其功能论虽与传统的“载道论”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因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价值，为传统的艺术功能论注入了现代意识并使之迈开了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步。当时以梁启超为主将掀起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等，其目的均在于通过革命使艺术更加现实化、通俗化、社会化，以便更好地为政治改良服务。在梁启超看来，艺术家只是用艺术的形式把政治家或思想家的政见、思想进行包装，以便更好地影响大众、组织大众。他虽用政治之眼看艺术，忽视艺术自身的独特价值、功能、意义，但对艺术的精神力量、情感特性的把握颇为深刻。因此梁启超本能地注意到了艺术的内部功能：一方面鼓吹艺术对个体精神上的熏陶和启蒙，提倡个性解放；另一方面意识到外部功能的实现离不开艺术内在价值在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的生成，注重艺术的审美趣味、情绪感染等的力量。他认为“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3]他借鉴西方现代心理学成果，从审美特征、情绪感染和心理学角度探讨小说“移人”功能，提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感人之力[2]。虽概念术语不出传统理论范畴，但论述注重分类、分析和归纳，已初步摆脱传统理论感悟式“残丛小语”的言说方式。后期的梁启超对艺术的内部功能更为推崇。 传统的内部功能论主要来源于道家的自然哲学观，强调艺术之于个体审美体验、生命价值、精神自由的影响。王国维除受此影响外，还深受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影响，将中西理论汇通融合，沉潜于哲学、美学层面对艺术功能进行深入细致的内部研究。王国维认为一切艺术在于反映并解脱人生苦痛，具有慰藉精神、疗治心灵的作用。“……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4]但他否认艺术在美之外的直接实际效用，认为艺术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5]，他极为重视艺术自身的独特价值、功能、性质、规律等。在《论哲学家与文学家之天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人间词话》等系列著述中，不仅指出了艺术与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作用的根本区别在于美，还指出艺术的“独立之价值”“独立之位置”“天职”“兴味”等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的原因在于政治附庸性。为此，他批判传统的“载道论”，否定当时的政治功能论，“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惟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6]，要求艺术与政治保持距离，提出“目的”说，认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王国维甚至认为艺术是“感情之最高之满足”，“间接言之，则世所号为最有用之学”[7]，具有科学、政治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王国维关于艺术功能论的开创意义在于：张扬艺术的独立地位和内在功能，既有对传统教化主义的突破，又有对当时急功近利的艺术工具论的反拨，而且其功能论的理论形态、研究视角和方法都极富现代性。 对特定门类艺术如各种文学体裁、戏曲、话剧等的功能研究在当时也较为深入、系统、完整，具有强烈的平民性、大众化、现代性的思想倾向，其中尤以对小说功能的研究最为突出。开小说现代功能论先河的是蠡勺居士，1872年，在小说译作《昕夕闲谈》的《小叙》中，他对传统的“小道”说提出质疑，注意到了小说在宣传、组织、动员群众中的巨大作用②。而最早传达小说理论变革先声的严复、夏曾佑也于1897年旗帜鲜明地对小说的社会地位和功用提出正面看法，认为小说“为正史之根”，可以“使民开化”[8]。梁启超更是把小说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推向极致。梁启超对小说的定位，与其说是艺术，毋宁说是实现其改良、维新的政治宣传工具。当时真正把小说当作一种主流艺术形式对其功能、地位、性质、特征等加以深入广泛探讨的是夏曾佑的《小说原理》和当时众多人物连续数年的探讨成果《小说丛话》。它们不仅从政治方面去论说小说对民众的思想影响、新知传播的作用，而且还从哲学、美学、心理学、艺术学等方面深化对小说功能的认识，虽说还没有涉及小说的所有功能的研究，但无疑扩大了对小说作用的研究视野。如《小说原理》，从“人之处事，有有所为而为之事，有无所为而为之事”的角度出发，认为小说还能给人带来愉悦和快感，“而小说之为人所乐，遂可以与饮食、男女鼎足而三”③，对小说的外部、内部功能都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小说丛话》还利用当时的功能论成果对古典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的地位、意义进行了重新评价。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第一次突破了从社会、道德、政治等外部功能出发的研究套路，一改旧说，从艺术的内部功能进行研究，把《红楼梦》当作一个具有完整独立意义的艺术本体，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对作品的艺术价值、功能意义进行剖析，提出《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在于“悲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