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历史的演进与术语的更革、转换密切相关。作为学科概念最明确的表达形式，术语实际上是活态思想的凝缩与定型，“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①。因此，考察术语的发生及确立，是管窥中国文学、艺术学科现代转型之“活态历史”的重要切入口。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以突出生命感悟、直观印象、诗性表达的“诗文评”等形式行世，呈现出封闭、自足的“潜学科”特征，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形态相去甚远。今天所谓“文学”“艺术学”“文艺学”等学科名称，实系近代以降西学东渐的结果，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或外源性特征。过去，我们对清末民初“西学中渐”关注较多，对“日本中介”因素则相对忽视。事实上，“中国从古典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变，从传统的标准和注重传统向西方的标准和注重西方转变，在这些方面，日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②。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学科的形成与确立，实际上是中西日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体现在术语接受上，一是直接从西方输入，二是经由日本中介引进，三是结合中国传统元素创制与再编。其中，近代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学思想、艺术观念的“中间桥”，将西学概念译成汉字术语后传入中国，为中国文学、艺术学科的现代转型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然而，术语的容受与对接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规范了国人的思维方式与逻辑表达，为学科建构提供了基本概念、框架上的支撑；但在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因素的参与也容易造成概念的叠加增殖、术语的交叉混用与名实错位。在文学、艺术学科术语中，作为元概念的“文学”“艺术”“文艺”就是典例。本文以这三个常常被随意征用同时又歧见迭出的关联词为切入口，以期更深入、切近地把握中国文学、艺术学科现代转型的真实过程。 一、“文学”概念转换进程中的纯杂之争 追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语，日本因素和中国传统因素需同时兼顾。 明治维新甫始，日本就将吸纳先进文化的方向由中国转向欧美，但中国的传统影响依然存在。据现有史料，最早借汉字“文学”来对译英语literature的是明治启蒙思想家西周。他在讲义录《百学连环》（1870）中谓“文学开时道亦明”，并将“文学”“文章”“文章学”均作为literature的译语。③西周的翻译有三个特点：第一，遣词上明显受中国影响。因为汉语“文学”古已有之，最早见于《论语·先进》篇所云“文学：子游、子夏”，西周的创译实际是对汉语词汇和西洋概念的双重借用。第二，思想上尚处于认知混沌、新旧过渡状态。这表现在他既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杂文学概念，仍视文学为“文章博学”“孔门四科”之一，“学术”和“诗文”不分家，诸译词的使用不过是为解说literature的方便，同时又受西学概念影响，明确对“文学”“文章”与“学术”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学术需要目的、方法和辅助手段，而文学、文章不需要。第三，该翻译所呈现的文学自觉的肇始意义不可小视。书中列“历史”“literature文章学”，分别对fable（小说）、poetry（诗）之类“特别的东西”展开论述，译语的不稳定性虽不待言，但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概念呼之欲出。 西周之后，日本学者将literature对译为“文学”的用例还有津田仙编《英华和译字典》（1879-1881）、井上哲次郎编《订增英华字典》（1883）等。与此前日语文献将literature译为“文字”“学问”不同的是，西周等人更多借鉴了德籍传教士罗存德所编《英华字典》（1866-1869）中literature的现代义，津田仙甚至原封不动照搬了罗存德的翻译。其后，随着“文明开化”的推进，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逐步从“文章博学”的传统义项中剥离。例如明治十五年（1882），末松谦澄《支那古文学略史》仍在“文献”“学术”的传统意义上使用“文学”，而至明治三十年（1897），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中的“文学”词义开始发生新变，言及文学界的词客文人触物应事，“或悲哀，或欢喜，或怒号，或骂笑，或谆谆如谕蒙，或扬扬如夸荣”、“皆有足诗人叹服者”④。其他如坪内逍遥《小说神髓》（1885）、儿岛献吉郎《文学小史》（1894）、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1898）等，多取“纯文学”“美文学”“情感文学”的现代义立论。其间，概念新旧转换的时间节点已很难还原。不过，据铃木贞美考证，明治二十年（1887）以降，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纯为了美”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作为“学术”的用法则基本看不到了，而将“纯”字去掉只说“文学”，从语境上也能分清指的是语言艺术，这大概与明治三十七年（1904）东京帝国大学从制度上明确哲学、史学和文学的区分有很大关系。至于以语言艺术为中心的近代“文学”概念固定下来，时间可划定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⑤ 概言之，明治以前，汉字词汇“文学”在日本就已存在，所表示的是“文章”（诗文歌赋）与“博学”（经史玄学）并举的杂文学概念。维新以后，日人采借旧词并将古典义引申、净化以对译西语literature，最终实现了现代纯文学概念的东西对接。 清末民初之际，新语既定，王国维、鲁迅、周作人等大批留日学人开始从日本引进“文学”“文艺”等“侨归外来词”，林传甲、谢无量、姚永朴等旧式学者则仍在“文章”“博学”的意义上使用“文学”。“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⑥。 1903年，留日学生主办的《大陆》杂志第3期刊载了一篇未署名文章《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曰：“至十七世纪，沙恩斯一字，又与律多来久Literature一字相对峙。盖沙恩斯为科学。而律多来久则文学也”、“适当欧亚交通、黄白相间之际，其始也”。这或是“文学”现代义的最早用例。颜惠庆主编《英华大辞典》（1908）给这个“律多来久”的定义是：“1.学识，学问，淹通，博学；2.文，书，文章，文库，经史子集；3.文学，文章（特别意义，除哲理及科学外；凡神灵思想为其资料，离奇变幻为其形式，或实际或杜撰者，皆文学也）；4.文学业；文艺。”⑦1910年，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讲义中认为，“文学”义分广狭：广义上，“先儒谓凡言语威仪事业之著于外者皆是”，狭义指经史子集中的“集部”⑧。该书第2卷论“文章流别”，包括运会、派别、著述、诗歌等，其中属现代“文学”义的诗歌被列于最末，其他文学体裁则干脆未提。从以上用例不难得窥，在当时大多学人的文学观念里，同时夹杂着日译“新学”（纯文学）和传统“文章”（杂文学）的双重因子，中西日多元文化因素叠加并置且相互粘连，“文学”的含义显得极其混乱。对此中日学者多有评论。如1927年孙俍工脱稿于东京的《文艺辞典》就说：“文学的意义，看似明白，但要以简单的语句说明之，实在极难。”⑨1932年章克标等编译《开明文学辞典》亦谓：“文学二字，一见其意义似甚明瞭，然仔细一想，则其内容极为复杂，词意甚是暗昧。”⑩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中国学术文艺史讲话》（1943）更是完整描述道：文学一词“本为中国所固有，并非起于西洋文化输入之后，而使用的方法，向来很暧昧，含义颇多”，其中包括“凡将人类的思想感情，以言语文章来表现的作品”（文章），“凡自然科学、政治、经济、法律以外的各种学问”（学问），以及“专指诉诸感情的美的作品”（纯文学）等诸多义项。(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