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会长)： 拜在先生门下读书是36年前的事，与兰仲学兄忝为先生首徒。《左传》是先生教我精读的第一本书。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里说的“三不朽”正好用来解读恩师生平。 先生之德是发自本心的，佛说谓之“慧根”。他以博大的爱心爱护学生、关爱朋友，甚至关心陌生人。先生关怀天下苍生，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人之风。这是“德配天地”之大德。先生之德更表现在坚守价值理想，给学界、学生以及后辈树立了榜样。 孔颖达《正义》说：“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先生一介书生，未能“博施济众”。然而先生之风骨、气节、德行，面对学界纷至沓来的奴颜婢膝宵小之徒和追逐名利的芸芸众生，足以“垂法”，示范学界，仰为楷模。 先生教书治学一辈子，何来“立功”?孔颖达疏曰：“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先生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民选的系主任，在位期间，做了很多项制度改革，惠及学生。先生积60余年功力，创建出“王权主义”学说，足以为中华民族的认知文明史留下一座丰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思想的引领，认识的突破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力之一。先生自谦“低能而善思”，如若从知行合一的视角看，先生虽然未能“拯厄除难”，却也“功济于时”!作为一位深邃而厚重的史学家，功在当下，泽被后世。 孔颖达解释“立言”：“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所谓“其身既没，其言尚存”。先生著述等身——号称“等身”的教授当下非但不鲜见，反而如过江之鲫。然而在我看来，著述众多却毫无创见，不过是逢迎、钻营、人云亦云，可谓之“无用的笃学”。学人著述的关键是理论的创新和创见，先生正是这样。不仅有理论的创新——如前述王权主义，还有方法论的创见。对我影响最大的两篇文章：《史家面前无定论》《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这是我指导研究生必读书中要重点学习的。先生教给我“质疑”，告诉我在前人画句号的地方打上一个问号，教导我“弟子不必不如师”。 先生之立言，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质疑、创新之风接续下来，存续并延传了近代以来的启蒙理念，体现了萨义德《知识分子论》里面对于知识分子的界定。先生的著述是研究和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史绕不过去的坎儿。先生做到了“其身既没，其言尚存”。 我生性愚鲁却万分幸运，得以拜在先生门下，追随先生40多年。今天，我们缅怀先生，作为学生，就是要光大师门，承续先生之衣钵，将先生的德行、胸怀、学识和思想接续下来，传续下去。将“刘泽华学派”构建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永续之重镇。 先生可以不朽矣! 孙晓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论语》里有一句颜渊称赞孔子的话：“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那是作为学生发自内里的对老师的感受。我在这儿引述这句话，不是把先生喻为孔子，那样先生自己也不会同意。我只是想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对一个长者感到由衷敬重的话，你内心里一定会有敬重他的理由。先生是一个广受尊重的学者，可以从先生逝世的消息公布以后网上以及微信里那铺天盖地的帖子得到证明。我相信，每一个表达对先生敬意的人都有其所以敬重先生的理由。我只是想就我所理解到的先生说些什么。 先生是一个有思想、有见识的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林林总总的人，不过也可以把人简单地分为两类：有思想的人和没有思想的人。先生有思想，这思想对于思想史研究尤其重要。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在回答时人为什么文才多而史才少的问题时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刘知几这句话道出了一个事实：治史难。其实，治史难，治思想史尤难。前人思想这一独特的研究对象，要求研究者不仅要经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必须具备基本的训诂、考据功夫，更重要的是，研究者本身也要有思想。我们不但要知道历史上那些最聪明的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说了些什么，而且还要弄清楚以往思想家说过的话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不仅是对于他们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意义，而且还有对于我们现时代的意义。发现意义是个难事，正如台湾学者韦政通先生所说，思想史是今人和古人的对话，如果研究者没有思想，这场对话将无法进行下去。 作为有思想的学者，先生总是能够从社会史以及思想的历史中理解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例如，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清官现象。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包拯、海瑞那样的清官，总是救星一样的人物，不过，先生所注意到的却是清官赖以依存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政治文化，只有在月亮暗淡无光的时候，星星才变得明亮，清官所以被人们寄予厚望，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安排有问题。再如，先生对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研究告诉我们那个时期没有任何思想禁忌，没有任何问题不可以讨论。这是中国历史上所以会有一个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决定性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