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8)05-0058-05 在现代社会的治理中，政党扮演着什么角色？这是一个极少受到关注却又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在传统的政治学看来，政党是为了夺取政权的社会集团，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姆·坎伯(William N.Chambers)就认为，“现代意义的政党乃是具有相当持久性的社会集合，它追求政府中的权力与职位，建立起联系政府的中心领袖与政治领域内的大批跟随者之组织结构，以产生共同的观点或至少效忠的认同之符号”。①因此，在这种观点看来，政党与政府（国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政党通过掌握国家政权机器来推行其意志，实现其价值偏好。特别在中国这样的“党化国家”中，②执政党往往处于政治权力的核心地位，对政府进行政治的、思想的和组织的领导。而由于政党权力过于膨胀，甚至形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实结构，政党的作用往往依靠政治国家（政府）的肌体而展开。我们可以说，在这种逻辑下，政党的治理作用就是执政。 但是，政党的执政向度并不能涵盖其鲜明的社会功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政党是某种阶级利益的代表，具有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因此，政党必然要加强与社会的关联，构成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必要通道。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任何政党都不可能脱离其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另外，还有学者指出，政党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和政治社会化的功能。整合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使各个不同部分在保持各自性质特点的前提下，共同集合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整体。政治社会化则是指政党把能够体现本政党意图的积极分子推荐给民众，由民众把他们选举到权力机关中去。③而这种社会整合和政治社会化功能既有公权力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因此，“执政”并不能涵盖政党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在现代社会中，它的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应该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定位和现实化的过程正是本章所要考察的内容。 一、国家与社会：治理理论的历史考察 治理理论是西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兴起的重要理论范式。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概念便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成为了热门话题。就目前来看，学者们喜欢将“治理”与“统治”相对照分析。俞可平认为，在“统治”中，国家占据权成地位，它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④罗茨也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统治社会”。他还列举了治理的六种定义：(1)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活动的治理，它指的是国家削减公共开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2)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运行的组织体制。(3)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4)作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5)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6)作为自组织网络的管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和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⑤ 不过，不论是“统治”还是“治理”，其分析的范式并没有质的变化，都被深深烙上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烙印。统治强调的是国家中心主义论调，认为政治权威是一种必要的价值载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应该占到核心和领导地位。根据社群主义的看法，自由主义所宣扬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根本是颠倒的，在现实之中，个人不是先于群体和社会产生，而是相反，群体和社会孕育了个人。因此，我们不可能单方面强调个人权利凌驾于社会之上，完全是个人自己的事情，而必须同时强调，个人的目标和社群的目标有共同之处，社群作为众人的集合体，也应有为众人所共同享有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信念。这就为国家应对来自自由主义的解构提供了理论基础，表明基于民主选择之上的公共权力在政治空间内是具有高端的控制力和权威性的。当然，对统治的极端强调可能走向政治威权主义或“全能型政府”，国家最终成为压倒社会的最强制性力量。 治理理论则偏重于市民社会的自治及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互动。在治理理论中，参与管理的主体已经不只是政府部门，而是包括全球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性的各种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各种社会团体甚至私人部门在内的多元主体的分层治理。⑥多元主体治理表明了横向分权的观念，分层治理表明了纵向分权的观念。在多元主体为特征的公共治理范式中，政府的“有限性”被特别突出强调，政府的作用范围大为缩小，政府不再是无所不包的“全能型政府”。 当然，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还强调政府管理手段和方式的灵活性、创造性和绩效性。私营部门中较为成功的管理理论、方法、技术和经验被引入公共部门的管理之中，以改革备受批评的传统官僚化结构。同时，积极推进民营企业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管理，服务外包、服务购买等方式被广泛应用。不过，这些技术化的改进也蕴含着对市场机制的信任和对传统命令式、“金字塔”型结构的国家体制的反感。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公共管理”运动几乎与“新自由主义”思潮同时大行其道，互为攀援。 治理理论的“自由主义”内核更说明其内在的“国家与社会”分析范式。李风华认为，治理理论的理论渊源是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和公共选择理论，⑦其精神内涵是契约理念和效率精神。治理理论对社会自由、个人自由能力的赞许，以及对国家（政府）等官僚制结构的僵化和低效的批判，都说明其“新由主义”的精神理念，而对于市场机制的推崇确实体现了基于自由选择之上的契约观念。这种思想渊源和精神特质恰恰是西方社会经历福利国家和经济滞胀以后的必然反弹，充满着对市场选择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