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间阶层是战略性群体吗?

作 者:

作者简介:
安晓波(Bjrn Alpermann),德国维尔兹堡大学教授。

原文出处: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内容提要:

近年来,对中国中间阶层的研究正悄然兴起。中西方学者均对中间阶层的社会成分、形成过程及其政治态度和行为展开了广泛的研究。然而,如何对中国语境下中间阶层这一概念做出最符合实际意义的界定等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间阶层是一个“在本质上存在争议的概念”,其定义仍然捉摸不定。为此,文章提出采用德国一些社会学家所提出的“战略性群体”概念,作为研究中国社会新兴群体的新视角,来剖析中国作为战略性群体的中间阶层。为了理解这一阶层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有必要从主观认同的角度对战略性群体这一概念做出补充。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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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13)01-0094-13

      近年来,关于中国中间阶层的研究正悄然兴起①。中西方研究人员都对中间阶层的社会成分、形成过程及其政治态度和行为进行了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既做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也采用了定性的方法。然而,针对这个新兴研究领域里最有趣的问题,尽管学者们倾尽笔墨,却尚未能达成多少共识。正如下面将要详细讨论的那样,围绕中间阶层这一概念的确切定义、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始终存在争议。

      与中间阶层概念相比,战略性群体这一概念很少被用于探讨中国的社会变迁问题。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尽管两位著名的德国学者在其早期有关中国研究的著作中使用过战略性群体这一概念(Schubert,1994;Heberer,2001)。例如,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曾明确指出,战略性群体为探讨中国私营企业家——通常被视为站在中间阶层形成过程的前沿的一个群体——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讨论如何在中国的中间阶层研究中有效地使用战略性群体这一概念,如何利用这一概念来攻克既有文献所反映的研究结果中存在分歧这一难题?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介绍以各种视角和形式定义的战略性群体概念;其次,讨论有关中国中间阶层的研究以及对中国中间阶层的主要特征普遍缺乏共识的原因。作者认为,对这方面的争论最好的解释就是,中间阶层是一个“在本质上存在争议的概念”(Gallie,1956)。这也就意味着,如何对该词下定义不仅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且也许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理论出发点,来推进我们对中国的新兴社会阶层结构及其政治倾向的了解。据此,作者提出自己对作为战略性群体的中间阶层的见解。作者认为,为了理解中国中间阶层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倾向,有必要从主观认同的角度来对战略性群体这一概念做出补充。

      一、战略性群体概念的形成过程

      (一)埃弗斯和席勒的战略性群体概念

      到目前为止,对战略性群体概念的分析已经有五十多年了。像任何其他的社会科学模型一样,它也经历了许多的争论和修改。因此,作者在这里并不想追溯战略性群体这一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而是重点关注这一概念的三个至关重要的早期版本,然后,论述海贝勒和舒耕德在其最新作品中所提出的最近再度兴起的战略性群体这一概念。

      20世纪60年代,汉斯·迪特·埃弗斯(Hans - Dieter Evers)最早提出把战略性群体作为研究东南亚社会和政治的试探性模型。到20世纪80年代末,他和一些合作者试图将他们各自的经验汇集起来,全面地探讨战略性群体这一概念的适用性(Evers and Schiel,1988)。他们给战略性群体做出如下定义:“战略性群体是指在维持和增加共同获取资源的机会方面具有共享利益的人们所形成的彼此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这些获取资源的机会不是只与物质财富有关,而是还包括非物质的权力、声望、知识或者宗教目标。共同的利益使他们能够采取战略行动,也就是,能够执行旨在维持和增加占有机会的长期‘计划’”(Evers and Schiel,1988:10)。

      借助这一概念,两位作者有意努力去填补在研究文献中两个不同流派之间的中间地带,即介于社会结构研究和个体研究之间的空白。对于前者,他们采用的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因为这一分析法的重点在于社会地位,而对某个阶层的成员来说,其社会地位是相同的。与此相反,埃弗斯和席勒提出,阶层内部的社会境况通常是不同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另一方面,现代化理论倾向于把现代化最终视为个体的性格特征,特别是主要精英们的特征。战略性群体模型的倡导者们发现了这两种方法的缺陷,因而,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概念,作为连接(客观的)社会结构方法和(主观的)唯心主义方法的中间理论模式(Evers and Schiel,1988:65~66)。

      埃弗斯和席勒这样做并不是草率地拒绝承认阶级分析法在非西方国家的适用性。不过,他们认为,需要从更为动态的视角去理解社会结构,才能解释阶层的形成。因此,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阶层的形成过程和政治斗争上,而不是致力于社会结构或个体思维模式的静态分析。他们在概念中引入的动态元素指的是战略行为思想:它强调所形成的这些战略行为的非持久性。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们的重点放在“出现、壮大,还有分化和重构的过程,也就是说,正在经历变革的群体,而这些正是他们自己的行为、所取得的成功或他们的战略引起的结果”(Evers and Schiel,1988:64、81~83)。这种动态的观点在中国特别受欢迎,因为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和重组时期。

      我们从埃弗斯和席勒那里了解到的另一点是,他们着重强调战略性群体出现的顺序对解释阶层形成和相关的政治斗争将会大有裨益。他们以自己对东南亚的实证研究为基础,从理论上阐明,不同的战略性群体(例如官僚、军人和专业人士)出现的先后顺序形成了后来的政治动力学。各个战略性群体的目的是提高或至少是维持自身获得资源的机会。因此,先行者发挥他们自身的潜力,为后来者的出现创造政治条件,以便优化他们自己获取资源的机会(Evers and Schiel,1988:45)。顺序化的思想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同样的社会群体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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