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12)04-0003-07 放在我面前的这本《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是正在中央编译局做博士后研究的项佐涛博士刚刚出版的著作。米洛万·吉拉斯(中译名也译为密洛凡·德热拉斯)，这位在世界上大名鼎鼎而又饱受争议的人物，对我国有一定阅历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读者来说应该不陌生。他们中间有谁没听说过“新阶级”这个词呢?又有谁对吉拉斯由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三号领导人沦为阶下囚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奇特经历没有或多或少的耳闻呢?然而，从这种表面化的零碎知识到专题性学术研究，中间是隔着十万八千里的。学术研究要求从广泛收集资料出发，以细心的分析、对比、归纳和综合对研究对象提出令人信服的总结和评价。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而吉拉斯这类人物的政治敏感性，更是给研究增加了难度。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数十年来国内学术刊物上只见过寥寥几篇在既定政治框框里转圈的批判性文字，似乎没有多少有分量的独立研究成果，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绕开这个扎手的话题。结果，这个领域里的工作由一位有追求、有勇气的年轻人承担起来了。项佐涛博士的这本书表明他对自己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他拿出了一项令人鼓舞的学术成果。 我与佐涛相识多年。他在北大读硕士和博士期间听过我的课，也曾在“社会主义思想史重要著作选读”课上和同学一起研读过吉拉斯的《新阶级》。当时我的课程大都类似于小型研讨会，采取独立阅读、自由讨论的形式，佐涛的能力很快在这些课堂上显露出来。他在硕士和博士学习期间发表了不少文章，表现出逐渐成熟起来的研究能力，这为他的这本书作了扎实的准备。这本由博士学位论文扩展而成的专著，是他对自己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所做的总结。 吉拉斯在我国的命运不佳，过去几十年一直被当做反面人物诅咒，到了现在，往往又被既不了解他、也不愿去了解他的人们看做不值得再提的人物了。按照他们的看法，吉拉斯能蜚声国际，是因为他甘愿抛弃自己的高官身份，“反戈一击”对自己亲手参与缔造的制度进行了尖锐批判；换句话说，吉拉斯是靠了大起大落的传奇经历和自毁前程的道德勇气才吸引眼球的，而在思想上他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东西。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吉拉斯直到今天也没有失去他在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诚然，吉拉斯的特殊政治地位和惊人之举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但在此之外吉拉斯还有更多的特点，这充分地表现在他的《新阶级》这本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书中。他在书中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所作的阶级分析，以独具一格的观点、凌厉异常的批判，全面否定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对马克思主义也颇有贬损之辞。但同时，他在方法上却是立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社会分析方法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对我国的一些读者来说可能很费解，但却是一个事实。也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批判既不同于自由主义者，也不同于其他许多持不同政见者。 且拿吉拉斯的《新阶级》和持不同政见者队伍中其他两位著名的人物——苏联的罗伊·麦德维杰夫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比较一下。 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我国也拥有不小的读者群，对我国的苏联模式研究产生过重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一部巨著，是一份站在列宁主义法庭上对斯大林统治的审判书：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不幸后来被斯大林背叛了。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彻底的揭露，从而使苏联从被斯大林时代扭曲了的道路回到正确的列宁主义道路上来。麦德维杰夫的控诉是严厉和尖锐的，他像一位铁面无情的法官，用大量事实宣告了被告的有罪，使一切正直的人们不能再产生疑问。然而人们未免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能够如此轻易地背叛了本来正确的东西，为什么正确的东西这么脆弱，对背叛毫无免疫力呢?为什么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由如此伟大的思想和领袖建立起来的党，居然会在几十年中俯首帖耳地屈从于暴君的统治呢?在麦德维杰夫的著作中对这些问题的答复不是没有，但是太少太浅，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他在思想上激烈而不独立，尖锐而不深刻。他从思想到现实，用他认为正确无误的思想去宣判错误的现实，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被解释为个别人的罪行的结果，对不幸的偶然性的谴责代替了深刻的历史分析。这样一种方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索尔仁尼琴是伟大的文学家。仅仅一部《古拉格群岛》就足以使他不朽了。他通过对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网，对苏联这片广袤土地上到处遍布着的“古拉格”的细致而生动的描写，把一个隐藏在冠冕堂皇的大幕后面的庞大权力机器的暴虐、横行无忌、反人道和不合理，揭露得淋漓尽致。他的描述手法丰富无比，时而充满愤怒，时而尖酸刻薄，把无比的激情和机智幽默、揶揄讽刺……令人叫绝地融汇到一起了。这本书以及其他著作表明，把索尔仁尼琴与19世纪俄罗斯的那些对社会进行批判的文学大家放在一起相比，也毫不逊色。然而，索尔仁尼琴的世界观实在让人无法接受。他不是站在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指出这种残暴统治的不合理性，而是从他所指陈的罪行中引导到对整个近现代文明的否定。他用呼吁回到古老社会，回到他美化了的温情脉脉的东正教道德传统的办法来给现代人指示出路。这便让人想起19世纪后期要求不顾一切地抵制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著作家，甚至想起更早的视西方文明为大敌的斯拉夫派。像索尔仁尼琴这样不懂得历史进步的物质必然性，只知道向后看，诉诸道德伦理的文学家，必定使自己的控诉超不出诗人式愤怒的水平，达不到对历史发展有深刻洞悉的思想家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