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期风险 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打仗的观念已成为许多学者的信条。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这是我们从国际关系中得出的最接近于经验规律的东西”。这也许是不错的，一个大多数是成熟、稳定民主的国家的世界，对美国来说更安全、更可取。但是，许多国家不可能一夜之间便使民主变得成熟，它们通常都得经历一个痛苦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大众政治和独裁精英政治往往交相更迭，国家的好战侵略倾向会得到加强。 过去两个世纪的统计资料表明，民主化国家（指向民主政体转化的国家）较那些政体未变动的国家更具有侵略性，这种倾向在民主化发生一年中最弱，而在十年时最强。那些有着高水平群众政治参与的民主化进程在这方面表现更突出。从混合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国家从事战争的可能性比依然是混合政体的国家高50%，比其他类型国家高2/3； 从全面独裁到高水平民主参与大跳跃的国家卷入战争的可能性比仍是独裁的国家高2/3，而卷入国家间（interstates）战争的可能性则高一倍。 从长期看，民主化一旦成熟，它将有助于和平，但这种预期对那些短期内面对很高战争风险的国家来讲并无用处。因此，推动象俄国、中国这样的核大国走向民主化就象在玩轮盘赌，结果如何往往难以逆料。华盛顿和国际化社会应予考虑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去鼓励他们的民主化，而是如何帮助他们避免风险，促使过渡的平稳发展。 民族主义与民主化 历史和当代的许多例证均有力地表明，民族主义的兴起总是和民主的兴起相生相成。 在18世纪的英法，当民族主义首次作为鲜明的政治信条出现时，它意味着人民自治，它成为召唤平民和正在兴起的商人阶级反对贵族精英统治的号角。 民族主义和早期的民主化的调合，有似一杯令人陶醉的美酒，它无数次地导致了病态的战争扩张狂热。这方面最早也最有戏剧性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在革命中相互激励形成共振，甚至当革命变得反民主后，拿破仑仍能利用这种民众的民族主义来实现其征服欧洲的帝国目标。 法国大革命后，欧洲的统治精英们决定联合起来共同遏制民族主义和民主化这两个“魔鬼”。但当1948年革命幽灵重返欧洲时，政治态势出现了逆转，并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英国的外相帕麦斯顿和法皇拿破仑三世都想通过满足民主主义者在对外事务方面的要求，——发动一场“自由”战争把受压制的国家从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以控制国内政治舞台上面对的全面挑战。 但相对于20世纪初德国所发生的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大众政治和民族主义的结合而言，所有这些又只不过是小儿科而已。在德国，普选权、工业进步、高度的政治参与、政党政治及其之外的直接压力集团、利用民族利益掩盖狭隘集团利益的策略，使1914年前威廉时代的德国外交承受着大众民族主义情感的持久压力，并最终将犹豫不决的精英推向战争。 日本1931年侵略中国的满洲时， 民主化和民族主义也携起手来。 20年代，日本扩大了选举权，实行两党竞选，出现了较自由化的支持自由贸易和发展海军的“半选举”政府。而与此同时，军队中的少壮派形成了一种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信条。最后，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使民族主义解决方案占了上风，日本军队毫不费力地获得了民众对帝国扩张和限制民主的拥护。和先前事例中所表明的一样，在一个民主化国家中，民族主义是军国主义精英集团用来标榜民粹主义阻止实现充分民主的一种手段。 民族主义、民主化和战争的内在联系在新成立的国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今天的“魏玛俄罗斯”，为经济窘迫所困的选民支持象日里诺夫斯基这样的好战民族主义分子，而将叶里钦总统和科济列夫外长这类表面上的自由主义者置于种族和外交政策问题的被告席上，由此形成一种引发车臣战争的氛围。在“威廉塞尔维亚”，面对民主化强大压力的旧政权政治军事精英，世故而成功地利用民族主义宣传和军事行动为自己奠定了新的合法基础。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类种族分裂的国家中，举行一次选举就象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民主化总是为实行多数人的暴政开辟道路。冷战结束给前共产主义国家带来民主化浪潮和民族主义情感复活这件事绝非偶然。 释放魔鬼 民主化进程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引发了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选民们大都喜欢战争。在正在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中，舆论开初总对战争的风险和代价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但是，由于统治者往往先将民族主义宣传和军事行动变成事实，迫使舆论转向好战。而大众舆论一经启动，不久便将难以控制。 拿破仑三世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成功地利用克里米亚战争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并试图在1859年重演故技：对意大利和奥地利采取军事行动。他在战前对手下说：“民族将在战争中再度经受考验，它将激动人心，重新唤起对英雄时代的记忆，并在荣誉的光环下把日益离心离德的政党聚合起来”。为了煽动民族主义情感，加强国家对政治领域中分裂、僵持局面的控制，拿破仑三世不充当舆论的尾巴，而是积极地推动舆论走向好战。 当今的塞尔维亚也有类似情况。尽管80年代生活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跨族婚姻高达1/3， 但政府还是通过自己控制的大众传媒的宣传攻势，以及直接通过发动战争本身，使舆论变得好战起来。 总之，民主化国家之所以好战，并非因战争本身受大众欢迎，而是因为国内压力为统治者煽动民族主义情感提供了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