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9)05-0001-08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变革，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深刻又独具特色的政治实践，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而且给当代中国政治学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即在分析中国改革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大变局下符合时代潮流的、关于人类政治发展的新颖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有助于打破研究范式的西方话语垄断倾向和构建本土话语体系，还可能成为世界主流话语体系中新的普遍性知识和范式的重要来源，彰显中国政治学的普遍性价值。 一、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自主性追求与使命 政治话语是一定历史条件和政治文化背景下复杂社会互动的政治语境的产物，事关一国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与确定的根本。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与政治理论及其研究范式如影随形。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1]。中国政治学研究在这些内在逻辑的形成和发展中，既将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实践整合上升到理论层面并纳入学科体系，反过来又以此推动这些内在逻辑进一步丰富，促进了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是通过吐故纳新的解构、批判和扬弃，伴随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而实现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构建上的传统向现代转换，奠定了步入新时代的基础。 近代以来的中国在思想观念和物质技术上受西方影响很大，历经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宪政、辛亥革命，直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倡导民主、科学，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及中体西用、君主立宪、共和宪政、以俄为师、斯大林模式、自由市场机制等尝试，期间还伴随新学旧学、西学中学之争，但直到今天也未能动摇中国政治和学术自主性追求，自始至终更多地是依据中国自身政治发展逻辑进行和展开的，有的形似西方实则是中国式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中国的问题。1934年，何炳松、樊仲云、陶希圣等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既反复古也反西化，既反俄化也反模仿意德，主张立足“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这一中国本位走特殊发展道路。毛泽东对此发表《论新阶段》，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其在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特性。艾思奇发表《论中国的特殊性》，强调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致力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在尝试西方城市工人运动经验失误后，毛泽东便转向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又针对党内“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的教条主义倾向，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要“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2]801。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又反思以苏为师，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寻找苏联办法之外的更好办法，从此走上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改革之所以可能并成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发展之路”[3]，与毛泽东时代就已脱离苏联模式有很大关系。即使改革开放后西方话语垄断倾向仍不同程度存在，也并未撼动中国立足本土的主导性学术话语的根本和主流价值观。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断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后又提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4]。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讲话中也指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5]。 在西方文明主宰世界的二百年里，许多国际标准都由西方设定。但自冷战结束、尤其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的主导地位因同迅猛发展的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差距不断缩小而持续走弱，各种制度的竞争与合作使得多极格局在大国博弈中日渐形成，发展模式多样化愈益明显。特别是中国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既未像苏东那样畸变，也未如某些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陷于困境，更未像一些新兴经济体那样停滞或倒退，反而超过发达国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平衡国际力量的重要因素，不仅颠覆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和发展观，也使西方标准和研究范式受到动摇，中国模式成为全球研究的热点，中国政治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中国政治学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诞生于清末民初，伴随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吸收外来政治理论和方法，经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逐渐定型，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政治学术自主性逐渐受到挑战，历经体用之争、孙中山等对中国封建政治思想的批判和对民主共和理论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批判和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包括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等在批判英美资产阶级政治学基础上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新型政治学，政治理论的外来话语垄断倾向日趋明显，“伴随着中国现代革命的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其话语逐渐扭转其在民国政治学谱系中的边缘地位，成为掌握中国政治学话语权的主流政治学”[6]89，及至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理论从借鉴到反思、中苏论战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等重构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尝试，尽管有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但毕竟真正实现过研究范式和话语权的独立自主，甚至输出。随着改革开放后西方政治理论复入和国学复兴，“中国的政治学不但寄生于千年之久的思想，还寄生于另一个文明的话语结构”[7]94，除了吸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内容，“科学、民主、真理、进步、社会、权利、个人、经济、民族、世界、国家、阶级、革命、改良、立宪等是中国现代政治的最基本要素，也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些观念被引入后在中国的发展与嬗变，也体现了西方观念与中国传统话语之间的交锋与融合”[7]95，催生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体系。 二战后的世界秩序也被称为“西方秩序”，与之相伴的西方发展模式和研究范式也一直是主导性的。郑永年在谈到新加坡外交官马凯硕所著的《亚洲会思考吗？理解东西方的分歧》时指出，如果说亚洲人不会思考那么就无法解释日本、四小龙、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书写了二战后世界上最成功的故事。新加坡的李光耀、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和日本一些政治家20世纪就提出“亚洲价值观”，一些亚洲学者也试图用论证亚洲成功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但总的说来还是以西方概念和理论为依归。根源就是亚洲各国在西方主导的秩序内有求西方而不敢有自身话语权，这样一来，依托独立发展道路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就肩负起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经验的历史使命。中国学者认识到了，但没有做好，究其原因，在于中国政治学设立时的基本定位是服务现实政治，“或是批判旧制度，或是救亡图存，或是响应新政策，而且常常伴随着制度与政策上的改良、革新甚至革命来进行”[6]89，而无暇顾及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理想国家”的至善问题，忽略了从“政治人”的政治生活本质上进行深层学理探讨。从20世纪初师从日德、欧美，包括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设立政治学系，宗旨都是“以应现实中国之需要”，其后的革命和改革研究也都是基于无序到有序情境下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超常态政治运动需要，而不是基于社会稳定情境下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常态化政治生活需要，即使对法律制度等政治生活研究再深入，也因条件不具备很难落实到现实政治行动中。尤其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特殊情境下，借鉴国外成熟范式就是不得已为之的理性选择。其结果就是，当改革由政治运动层面推进到法律制度建设等政治生活层面，走上了一条既区别于苏东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又区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有经典政治学理论都很难解释的独特现代化道路，研究方法需要体现中国特色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时，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却未能及时推出适应性的政治理论与话语体系，仍一如既往地重复西方概念、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依据西方理论和范式解决中国问题、自己探索出来的理论和观点却冠以西方名称、教学教材模仿西方、以在西方发文显示影响力等西方学术跟班现象依然很突出，西方范式主导本土学术和政治话语权的倾向日趋严重，挑战的是国家政治话语权和国家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