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不外乎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探究事物背后的普遍规律，二是运用这些规律指导社会实践。在这两个目的之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如何对现实世界中的现象进行有效的观察和归纳，从中发现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规律，便成为经验研究的核心任务，也使得实证主义方法成为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方法。 对于政治学研究而言，一方面，研究者需要超越现实现象的繁复细节与个性特征，提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可证伪、可检验的理论假设。另一方面，对政治现象背后规律的探究只能在“观察资料”而非“实验设计”或“半实验设计”的基础上达成，这就增加了探究的难度。相对于强调微观基础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来说，政治学研究中“分析单元”和“分析层次”的特殊性也对定量科学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提出挑战。针对这一问题，一些学者试图运用定量方法的原则改良政治学中传统的定性研究方式，致力于将定性研究科学化，以适应实证研究的需要。① 这种认为定性和定量研究从分析原则到研究目的都可以完全统一的论点，实际上假定了这两类方法大体上可以相互替代，并独立于研究者所需探究的理论规律。而事实上，在经验研究中，学者们很难脱离具体的研究议题和实质的理论假设而孤立地考虑和选择研究方法。一系列关键问题是：研究方法和理论假设之间是否需要相互匹配？也就是说，不同的研究方法，是否倾向于导出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理论假设，是否又会促使研究者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如果理论和方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相互界定，那么研究者应该如何选择研究策略，以便更好地构建、验证和修正理论？ 关于这些问题，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早在其1987年出版的《比较方法》一书中便已指出，研究方法对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他认为，在少量案例基础上进行的定性研究(简称小N定性研究)对人类行动体(human agency)和社会进程敏感，而在大量数据基础上进行的跨界定量研究(简称大N定量研究)则倾向于得出结构性解释。② 拉金认为，结构性因素在单个案例中变化极为缓慢，因此以案例的方式观察这些因素的变化是十分困难的。大N定量研究则将传统的案例分解成变量、分布和关联性，其研究结果往往凸显结构性因素，而忽略人的作用。③ 拉金是在对比“案例导向”和“变量导向”的研究方向时，做上述判断的。④ 在他看来，研究方法的特点和局限性对理论的构建会产生影响，有时甚至会造成理论上的偏误。然而，在论述案例导向的研究方法对理论的影响时，拉金却似乎将案例导向研究混同于“单一案例研究”，而这两个概念本身却不尽相同。在这一点上，本文对拉金的论断表示质疑。事实上，无论是“变量导向”还是“案例导向”的研究策略，都有可能导出结构性解释。某些比较案例研究甚至以其结构性结论而著称。拉金的行文目的，原是强调定性案例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这一两分法的解释却低估了定性研究在理论构建中的应用空间。⑤ 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本文认同拉金的观点，即研究策略的选择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理论的形式与实质。另一方面，已形成的理论也会影响到研究策略的选择。研究者往往需要根据已有理论假设的具体内容，选择可行的研究方法来证实和检验这一理论。 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理论导向 对于拉金所说的“变量导向的方法易于推导出结构性解释”这一点，学者们普遍没有异议。定量研究从相关“母体”中抽取大量样本，将每一个案例视为“同质单元”，在此基础上观察样本在分布和关联性上的规律。这一系列做法都旨在得出跨单元的普遍性结论，找出各单元所共有的不变的结构特征。正如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斯蒂芬斯(Evelyne Stephens)和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所说的那样，定量研究只可能得出结构性结论。⑥ 与此同时，小N定性研究是否倾向于导出以行为主体为中心的理论(actorcentered theories)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事实上，很多结构性理论都是通过对案例的定性解读得出的。例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就是经典的案例导向研究成果。摩尔通过研究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历史经验，探索通向现代世界的三条不同路径。瑟达·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曾经从摩尔厚重详细的历史解读中归纳出三个关键变量，即资产阶级的力量或商业冲动的强度，压制劳工型或市场商业型农业经济，以及农民的革命潜力。⑦ 阶级、社会和经济三重结构构成摩尔的历史解读的基本框架。尽管摩尔将阶级和社会群体称作“战略行为主体”，但它们实际上是摩尔所描述的政治与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摩尔对民主制度形成的解释显然是宏观结构主义的，与强调微观个体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的分析方式存在很大差别。⑧ 斯科克波本人的研究则更是通过小N定性比较研究得出结构性解释的典型例子。斯科克波在其“比较历史分析”中几乎完全抹去了行为主体的作用。她所着重观察的是社会内部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的结构要素与社会革命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她的论述，发生社会革命的直接原因是社会控制模式的崩溃。而这一结果又是由国际压力、“两面性国家”以及农业部门之间一系列连锁反应造成的。“从来不是人选择革命，而是社会‘回到’革命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大众的不满与动员不是关键因素，关键在于国际体系中更先进的国家对该国国家制度施加的压力以及该国内部在资源调动和反应能力上的结构性弱点。”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