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与“国家”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肇中,福州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原文出处:
政治思想史

内容提要:

从历史维度看,在由以“分封制”为治理主导到以“郡县制”为核心规范的时间长程中,儒家政治思想之特质在于实“天下”而虚“国家”。“天下”政治理念为其核心,而“普世主义”文明之推展亦成为其主要关怀所在。近代以降,“天下”政治从观念到制度实践都在很大程度上被瓦解。而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则迅疾张大。然而在全球化日益深入之时,其对于人类社会政治安全感的威胁却愈加明显。对于儒家政治的当代理论进路而言,当在重塑“天下”与“国家”。其传统“国家”理念之虚化可由现代“国家”意识来弥补与充实,而“天下”理念却可纾解当代世界政治秩序紊乱之困境。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8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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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儒学的现代价值日益为学界所热切关注与研究,这是一个毋庸争辩的事实,尽管反儒之声亦时有出现。而就儒学的核心内容来说,概言之,无外乎“内圣”与“外王”两个维度。前者主要指谓儒家的道德心性修养领域,学人对于其历来的成就及现代价值予以否认抑或反对的恐怕不多,而之于后者亦即是儒家安顿社会政治秩序的现代价值问题,却是异说纷呈,成为了当下学人往复论辩之重心。仅就儒学研究阵营而言,现代新儒家主张以传统德性资源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文明相接榫,而大陆新儒家则力图重返儒家经典经学,慨然拒斥西方现代政治价值,亦如有论者所言:“这涉及现代儒学是否承诺‘现代’价值与制度的根本问题,也涉及儒学如何体现其现代特性的关键判准。”①不过,平心而论,大陆新儒家或新儒教之鹄的不在于是否承认“现代”价值的问题,而在于力图重新定义对于中国而言,何谓“现代”价值,以及如何重塑这一价值的问题。

       当然,本文所要讨论之重点,不是在于对儒家政治思想资源的现代合理性与有效性如何作政治表态式的肯定,而是在于论证传统儒家政治思想资源的现代价值得以充分展开的应然进路,亦即儒家的当代新型政治关怀的双向建构——“天下”与“国家”哲学的问题。②换言之,儒家的现代政治价值资源只有在有效回应上述两个问题的过程中,其合理性才能得以凸显。实际上,对于儒家传统的外王价值的接续与发展而言,面对近代以降来自西方社会政治文明的强大碾压力,无疑需要一场思想的“突围”,才能获致一种自洽甚或洽他的政治现代性。③笔者认为,这一儒家政治现代性的突围路径应该在于对“天下”哲学与“国家”哲学展开双向理论建构。换言之,“天下”与“国家”的双重维度的政治哲学是当代儒家亟需突破时代的政治重围,重塑其外王结构,建构其新型政治的必然进路。由此,儒家需要处理“本土化”与“西方化”、“传统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张力问题。④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疏解这一理论张力的过程中,“天下”与“国家”政治哲学的双向建构的出发基点抑或角度、视野是有所差殊的。前者主要是基于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视角,而后者则是具体因应现代民族国家的内部建构的政治诉求。进言之,两者必须纳入儒家当代新型政治哲学的关怀之中。否则,儒家政治思想的现代突围及其现代外王结构的重塑将难以获致成功,进而儒家在现代政治思想与制度实践领域的缺位,不仅对于儒家之外的人类政治资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而且儒家的整全价值世界亦会因其残缺不全而面临崩塌,由此其内圣之说即便再精深,亦是无所附丽了。

       一、传统中国之“天下”与“国家”思想的原初意蕴及历史流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是人类共同生活的艺术。而政治之关怀的单位就其大者而言,“天下”与“国家”而已。不过,就现代政治的理念与架构而言,却是有“国家”而无“天下”。准确地说,“国家”不是“天下”意义之下的“国家”,而是明“边界”、定“内外”的极易产生对峙思维的民族国家。无疑,这是由近代以降西方的民族社会政治共同体的逻辑所决定的。而传统中国政治思维中的“天下”与“国家”观念,则因时运颠沛而被遮蔽抑或隐匿。

       “天下”概念显见于先秦诸种文献典籍之中。如《管子·霸言》:“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道德经》:“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庄子·天下篇》:“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吕氏春秋·贵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由此可见,“天下”概念至少蕴含如下三层意思:第一,指谓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区域最广大者;第二,强调政治秩序的一统形态;第三,突出政治秩序的公共性特质。而其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及其制度体系,则始于周代创制之初。此时政治变革剧烈,造成了影响中国最深的政治文化观念及制度实践。正如王国维所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自周而后,“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⑤这一新制度新文化作为奠定中国政治秩序的价值,即使是在周代末期的“礼崩乐坏”之际,作为儒宗的孔子仍然以浓烈的复古意绪来叙述其对于“天下”政治价值的坚守:“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⑥其思考问题无不以“天下”关怀为终极旨趣。因为“周朝发明的天下体系是一个世界政治体系,它定义了作为整体存在的政治世界”⑦。而这一以整体形式存在的政治世界的价值基石抑或正义基础即是德性伦理政治观。如:“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有所信,然后能用天下之权。”⑧由此可见,德性观念成为“天下”与“侯国”何以能够相处于同一政治世界的认同之源。而保持一个“协和万邦”的整体存在的政治世界秩序自然成为矢志于“承继周制”的儒家的外王价值结构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儒家对于政治理想的预设的着眼点大体在于“天下”。如后来的《礼记·礼运篇》中对于大同世界的畅想与期待:“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换言之,“天下为公”即是大道之流行于世的表征。而为何在儒家社会政治秩序预设中没有专门就“国家”这一层级加以犹如“天下”般的论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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