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复兴，“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在社会科学中成为非常流行的概念。在“找回国家”的旗帜下，一些政治学家强调将国家自主性问题带入政治分析的中心议程。这些学者对国家自主性的界定推动了国家中心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兴起，为国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概念基础，但他们对这个概念的阐述也有种种模糊和混淆之处，使其在经验研究上的价值大打折扣。本文将以国家中心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兴起作为知识背景，对既有的国家自主性概念加以审视和反思，在理性选择的视角下重新阐述国家自主性的概念以便更好地将行为体、环境和结果联系起来，从而为国家自主性问题的探究提供一个微观的基础。 一 找回国家自主性：对国家中心论的回顾 从古希腊时代起，人们研究政治的目的就在于实现国家的“善治”。无论是柏拉图对理想国的勾画，还是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类型的比较，国家在古希腊政治思想中都居于核心地位。“政治”或“政治学”(politics)一词即由希腊语中的“城市-国家”(polis)衍生而来。由此来看，政治本质上是国家范围内的活动，政治学不过是关于国家的学问。①把政治学看做是国家学的传统绵延了两千年，但当20世纪政治学纳入社会科学的发展轨道后，这种传统开始出现了断裂。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学中的确立，以及政治学从法学、哲学和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开始形成。政治学成为一门与经济学、社会学并列的社会科学。20世纪20-3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采用抽样调查、内容分析、回归分析等经验方法来探究国家正式结构外的很多政治现象，比如投票行为、城市政治、政治心理、政党、公共管理等，以推动政治学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②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在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政治学家越来越强调定量的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政治学则遭到了冷落。与政治学日益成为一门经验科学的发展方向相一致，这一时期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多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在揭示政治过程和结果时都采取了社会中心论的视角。与多元主义针锋相对的精英主义和具有批判性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直接受到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但在理论发展中也将自主性的国家行为排除在考虑之外。在这些理论中，国家被看做是利益集团、社会精英或者统治阶级的工具，因此国家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或目标。 当然，在这个时期也有极少的例外仍坚持政治领域的独立性。塞缪尔·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就提出，政治动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的结果。③通过对现代化与政治失序关系的新探索，亨廷顿颠覆了主流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决定政治进步”的习惯看法，也显示了社会中心论在政治发展问题上的狭隘和偏颇。不过，亨廷顿对政治制度化的分析是从组织和程序出发的，其范围覆盖到整个政治共同体，对国家与各种社会行为体的关系并没有加以理论化。 在政治科学中首次唤起对“国家”这个“过时的概念”关注的重要文献当属内特尔(J.P.Nettl)在《世界政治》1968年7月号发表的文章“作为概念变量的国家”。由于国家的概念化工作并没有满足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要求，内特尔提出将国家作为一个变量来考察。他首先根据历史、知识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衡量了欧洲和北美社会“国家性”(stateness)的强弱，比如法国的国家性较强，而美国的国家性较弱。他进而在行政过程、主权制度化、部门自主性、法律实施和社会目标的获得与代表等功能领域考察了“国家性”强弱的影响。④内特尔的探索意味着将国家这个传统的概念与现代社会科学的融合是可能的，可以说是国家理论在政治学走向复兴的“先声”。但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研究议程，并没有发展出具体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仍具有很强的结构——功能主义取向，国家的主要任务仍是满足某种社会功能。如果国家对社会只有依附性而没有自主性，“社会中心论”的解释力仍是充分的和有效的。 在“社会中心论”几乎在战后社会科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下，正是结构马克思主义与工具马克思主义在国家与资本主义关系上的辩论首先唤起了对国家自主性问题的关注。作为工具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尔夫·密里本德(Ralph Miliband)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尽管承认国家与资产阶级保持着相对的距离，但坚持这种距离并没有改变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⑤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则在《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中批评了密里本德的工具主义国家观，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凌驾于资本家个人和资本家阶级的特殊利益之上，即使这样做会导致同资本家的利益发生冲突。⑥ 密里本德与普兰查斯之争带来了国家理论在政治学范畴内的首次回归。⑦他们之间的论战进一步激起了社会科学家对自主性国家的研究兴趣。20世纪70-80年代，来自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社会学、比较史学、经济史乃至文化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重新审视了国家这一传统主题，发起了一场“找回国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智识运动，在社会科学中确立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⑧在国家中心论的视野下，国家摆脱了对社会的附属性而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作为拥有领土和人民控制权的一种组织，国家可以表达和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仅仅反映社会集团利益、阶级利益或社会的利益”。⑨这就是“国家自主性”。只有当国家能够提出这种独立的目标时，国家才有必要被看做一个重要的行为体。只有当国家能够有效追求自己的目标时，目标的独立性才会使国家在政治上成为重要的行为体。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自主性是国家理论在政治学中得以复兴的概念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