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丹与加尔文的历史对决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小枫(1956- ),男,重庆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典政治哲学研究。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自1541年的法文版问世后开始“风靡一时”,此书“行文清通优雅”,“叙事清晰、包罗万象却又井然有序”,史称“法兰西民族的一大文学瑰宝”。然而,这部写给大众的读物看似与政治不相干,却给法兰西王国带来分裂性内战。博丹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在此25年后问世,为法兰西王国克制国家分裂殚精竭虑,显得有意针对加尔文的《要义》。晚近350年来,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的是加尔文的《要义》,而不是博丹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由此可以解释当今全球化激进政治的源头。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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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9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0)03-0001-14

      20世纪的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年)在谈到“欧洲史”时说,“‘欧洲’处于防御状态达千年之久,如今,它用了500年就征服了世界”。这里的“欧洲”打了引号,因为它实际仅仅指地理上的西欧,而古希腊人命名的“欧洲”这个地理概念在世界历史中一直“是一个变动着的、可分开和有伸缩的概念”。[1](P252~254)

      霍布斯鲍姆在这里没有提到他在“现代历史四部曲”(1789-1991年)中充分展示的景象:西欧征服世界的500年给整个人类带来的绝非仅仅是经济繁荣、技术进步和幸福指数上升,还有难以计数的相互杀戮,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战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人对这一历史景象的感触尤为深刻。倘若如此,重新认识西欧政体如何崛起并征服世界,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重大史学问题。

      好些政治民族在崛起时并没有伴随着民族史学的繁荣,而西欧的日耳曼民族恰好不属于这类政治民族。他们在崛起时不仅构建出民族史学,还构建出一种“普遍历史”,后来叫做“世界历史”。[2](P325~346)遗憾的是,西欧崛起时的史学对我们来说迄今仍然是一大盲点。百年来,我国史学界研究西方史学投入热情和精力最多的是现代史学,即19世纪的兰克(Ranke,1795-1886年)之后的实证史学。甚至可以说,越是晚近的西方史学思潮,我们投入的热情和精力越多。

      认识西欧崛起的历史与认识西欧崛起时期的史学是两回事。用业内人士的说法,后者属于史学史范畴。关注西欧崛起的历史,通常只会关注西欧政治民族经历的坎坷及其所取得的种种成就。西欧民族崛起时的修史反映了这些民族在崛起时面临的问题,而我们从这些修史中则可以看到西欧民族的政治禀性。

      一、博丹的政治史学与国家危机

      西欧崛起时期的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上被称为“近代西方史学”,通常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14至17世纪的王政时期和17至18世纪的(反王政)革命时期(启蒙史学)。倘若如此,16至17世纪就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从王政转向反王政或者说从“专制”转向“自由民主”的转折时期。

      修史与史学理论也是两回事。西欧崛起的最初300年间,各色修史已经难以计数,而理论性质的史学著作屈指可数。博杜安(Francois Baudouin,1520-1573年)的《论普遍历史的要义及其与法学的关联》通常被视为西欧理论史学的开山之作,但在权威的史学史家凯利(Kelley)看来,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以下简称《方法》)问世比它仅晚5年,却“更具抱负”[2](P366)。

      由此看来,《方法》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毕竟,它为我们呈现了16世纪西欧知识人对史学的理论认知。若与后现代的理论史学名著对观①,两者的精神品质差异之大,尤为触目惊心。

      在不同的西方史学史学者眼中,《方法》得到的评价高低不一,这并不奇怪。如何认识比自己的德性更高的前人,对任何类型的带有思想性质的史学(哲学史、文学史)来说,都是恒在的难题。

      布罗(John Burrow,1935-2009年)的《历史的历史》是晚近颇受好评的西方史学史普及读物,作者仅仅顺带提到,博丹“尝试撰写俗世的普遍历史,将文明的历史回溯到原始起源”[3](P303)。布罗甚至没有提到《方法》的书名,尽管他陈述了该书的一个关键特征:以俗世的普遍历史取代基督教的普遍历史。

      凯利认为《方法》非常重要,“值得单独讨论”,因为该书的第六章是博丹后来出版的《国是六书》(De Republica Libri Sex,旧译《共和六书》)的雏形。不过,在接下来单独讨论《方法》的地方,凯利花了5页篇幅描述《方法》[2](P370-375),却显得缺乏精当的概括能力。

      布赖萨赫(Ernst Breisach,1923-2016年)的心思缜密得多,他在“普遍历史的破碎化”这样的小标题下引介《方法》。[4](P236~237)尽管博丹致力构建基于自然秩序的普遍历史,政治民族的历史(或修史)仍然使得普遍历史难以为继:

      在同神圣历史分离之后,普遍历史越来越像各民族、帝国和社会(今天我们也许可以称它们为“文明”或“文化”)的迷宫。[4](P240)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布赖萨赫强调,博丹写作《方法》与当时法兰西王国面临的政治危机有直接关系:

      博丹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是为其政治学巨著《国是六书》所写的前期作品。法国在1550-1600年遭受的深刻危机使得优雅的叙述和个人退居次席,而对社会制度、习俗和法律的描述和分析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看来,只有这种作品和关于各个社会的比较史,才能够提供必需的答案。[4](P245)

      布赖萨赫所说的“法国在1550-1600年遭受的深刻危机”,指加尔文教派引发的法兰西王国的国家分裂危机。博丹既没有写过编年史书,也没有写过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年)的《李维史论》那样的古史评鉴,他写的是关于如何辨识史书的书。如果这样的史学教科书与法兰西王国的政治危机有关,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部史学史上的要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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