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葡萄牙的“尉官运动”至苏东剧变，共有33个国家实现了民主化转型，这一场民主化浪潮被塞缪尔·亨廷顿称为民主化的“第三波”。①本文将“第三波”拉长到现在，试图提供更多的相关案例。在“第三波”中，倚重政治精英和寡头集团的政治力量以最短时间迅速推行民主化计划的做法抢尽了风头，成为这一个阶段民主化的显著特点。我们试图把这种自上而下有计划地推行民主化的政治转型模式称为“建造民主(building democracy)”。十分遗憾的是，在关于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中，“建造民主”并未被当作一种“类型”或者“模式”来认真对待。在现有文献中，“建造民主”更多的是被当作一个哗众取宠、夺人眼球的修辞，而不是作为一个别有深意的专门术语来使用。本文要指出的是，“建造民主”一词并非毫无意义，相反，将“建造民主”笼统地与其他民主化过程混为一谈，是一个严重的理论失误。 一、“建造民主”：修辞还是理论？ 在民主化的“第三波”中，仔细区分，就会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民主化模式。第一种民主化模式，是拉里·戴蒙德所指称的“准民主体制”(pseudo-democracies)的转型。②所谓“准民主”，是指该国存在合法的反对政党，也有竞争性的选举，只是由于执政党过于强大，反对党根本无力与之竞争政权，以至于一党长期垄断执政地位，从而形成实质性的威权统治。在准民主体制中，议会民主、开放政党、竞争性选举等自由民主的外壳一应俱全，因此其民主化转型较温和，反对派在大选中一举获胜，便可宣告终结一党的政治垄断。如墨西哥长期由革命制度党一党把持政权，1988年执政党仅以微弱优势勉强赢得总统选举，至2000年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绿党组成的“变革联盟”赢得总统选举，终结了革命制度党长达60年的威权统治。我们把这种民主化模式称为“开发模式”，是指通过充分开发一国业已长期存在的民主化资源而实现民主化转型的模式。 另一种民主化模式在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中并不是没有，只是没有在第三波中那么夺目。我们称之为“建造民主”。什么是“建造民主”呢？我们用这个术语，专门指在那些原来不存在合法反对派的国家，政治精英(反对派领袖或者威权当局)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制推进国家的民主化。“建造”隐喻从无到有的工程。民主的建筑师们先有一份民主化的蓝图，然后有计划地堆砖砌瓦，修建一座民主大厦。民主化的巨大工程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很多时候，民主大厦根本来不及好好地打地基，而是由工程师们灌注“水泥”来建成。“建造民主”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外部移植、精英主导的烙印。一些前苏东国家和军人独裁政权的民主化转型，都带有浓厚的“建造民主”色彩，转型过程常常伴随着国家崩溃、政权倒台和社会混乱。 作为民主化“第三波”理论的提出者，塞缪尔·亨廷顿不可避免提及类似于“建造民主”的模式。亨廷顿所提出的民主化中的“置换”(replacement)方式就十分接近“建造民主”： 在政权内部的改革派太弱，或根本不存在。政府中占主流的是保守派，他们坚决反对任何政权上的变革。因此，反对派力量增加，而政府力量削弱，直到政府崩溃，或被推翻，这样才会实现民主化。以前的反对派掌权之后，冲突常常随着新政府内部各群体就他们应该建立的政权的性质发生争执而进入新的阶段。③ 马克·奥尔金(Mark Orkin)是较早使用“建造民主”一词的学者，不过是在错误的意义上使用的。奥尔金的研究对象是南非④，他所忽略的是，如果南非民主化的条件是市民社会的成熟，那南非的民主化与“建造民主”模式恰恰是不相干的。无独有偶，库珀鲁斯(Tracy Kuperus)比较了南非和津巴布韦的民主化，同样强调市民社会在“建造民主”中的作用⑤，当然也陷入了同样的理论失误。使“建造民主”一词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约翰·皮勒(John Peeler)。皮勒在研究拉丁美洲民主化转型的著作《在拉丁美洲建造民主》(Building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n)中冠以“建造民主”的标题，旨在强调拉丁美洲民主化过程的“艰巨性”⑥，因为这个地区具有非民主体制的几乎一切政治弊端。但是，皮勒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在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过程中，长期存在合法的反对派，是戴蒙德的“准民主国家”，而非真正意义的从无到有过程。 总而言之，在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关于“建造民主”的研究中，对这个术语的使用是较为随意的，迄今没有哪位政治学者将“建造民主”当作一种民主化类型来认真对待，而仅仅把它当作一种“修辞”。正如塞缪尔·瓦伦苏拉(Sameul Valenzuela)批评皮勒的著作那样，认为该书唯一可取之处就是拥有了一个引人入胜(engaging)的标题。⑦如果“建造民主”真的只是一种修辞的话，那我们用哪一个术语来描述那些企图在一夜之间通过“政治休克疗法”，来实现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呢？还有什么比“建造民主”更适合修饰这一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计划的呢？ 对“建造民主”理论贡献最巨者首推哈瑞·艾肯斯坦(Harry Eckstein)。冷战终结之后，那些原来研究苏东国家体制的学者也纷纷“转型”，主动融入到民主化理论的主流之中，对前苏东体制转型的研究因此得以与其他比较政治学理论进行严肃对话。艾肯斯坦与前苏东体制研究者合著的《民主可以在后苏联的俄罗斯扎根吗？》(Can Democracy Take Root in Post-Soviet Russia)就是“建造民主”的代表作。⑧如何让民主在一个威权主义的社会体制中扎根，正是本书讨论“建造民主”的核心内容。艾肯斯坦等人认为，一个好的、稳定的民主体制，一定是经过漫长的、持续的渐进变革进程建立起来的，“就恍如是自发内生的一样”。⑨成功的民主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追求民主化的“速度”恰恰是“建造民主”的大忌。在艾肯斯坦看来，民主的大厦要建立在牢固的政治文化基础之上。尽管他一再回避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必要条件在分析上的“优先性”，但是他始终坚持，政治文化因素在“建造民主”的研究中确实具有一种独立于其他分析变量的独特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