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民本本来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一些人常把它们混淆起来。一方面，把本来属于民本范畴的思想说成是民主，认为民主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另一方面，用传统的民本思想来理解民主，无法真正把握民主的实质。本文对这两个范畴的试作剖析，希望有助于人们对这两个范畴的理解。 一、民本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民主是商品经济的产物 民本思想在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之所以能流传几千年，是与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紧密相关的。几千年来，我国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小农经济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闭关自守，自我满足的生产方式。在这种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尽管有共同的利益和愿望，但由于他们“一盘散沙”，缺乏自身的凝聚力，因而不能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为了摆脱因自然灾害、战争，以及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所造成的种种痛苦和不幸，他们只好期望圣人、明君、清官的出现，为他们消灾解难，“为民作主”。这样就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中以明君、清官为其主要内容的民本思想。中国的农民阶级正象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1〕同时，由于我国文明发展途径与欧洲古希腊、 罗马不同。我国是在铁器还未使用、商品经济未发展、氏族血缘关系还未瓦解的情况下进入文明时代的；而古希腊、罗马是有了使用铁器的个人生产力，通过瓦解原始公社、发展私有制的途径进入文明社会的。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区别于欧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宗法制。在宗法制社会里，个人缺乏自主性、独立性，在家靠父母、靠宗族势力，在国靠君主；家国一体、族权与政权一体；宗统维护君统、族权强化王权。封建社会正是利用这温情脉脉的血缘纱幕来调整君臣之间、君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宗法制下的专制主义，便有了“移孝作忠”，民之父母”等观念。总之，以小农为主体，外靠明君、清官的行政力量，内靠宗法血缘关系维持，构成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就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民本主义思想生存的土壤。 自然经济是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而商品经济则可以说是民主思想的催化剂。历史上任何一种民主思想、民主形态都和商品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民主的主要内容是自由和平等，而平等和自由正是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之所以实行了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雅典商品经济发展，而斯巴达的经济始终是自给自足、闭塞的。雅典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的海外贸易得以发展。自然条件对农业的限制反而促使了手工业的繁荣，海外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雅典海内外市场的繁荣，使雅典成为典型的工商业城邦。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不仅广泛地培养了雅典公民的平等意识，而且造就了城邦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工商业阶层。在雅典城邦的发展史上，对建立民主政治有着重要贡献的改革家如梭伦，克利斯提尼等人，都是工商业阶层的代言人。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资本主义近代民主提供了物质基础。“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2〕等价原则根本上否定了血缘、门第的差异，在商品交换中，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商品经济要求商品生产者，流通者享有自由，这与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不相容。资产阶级正是用商品经济这个强大的武器彻底摧毁了封建的专制制度，建立了和经济平等相适应的民主制度。 当然，雅典的民主制度仅仅是与寡头政治、贵族政治相对而言。自由民的政治自由是建立在奴隶的不自由的基础上的。这种靠奴隶养活的自由民的民主与现代意义上民主还相差很远。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创造了条件，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占有的不平等，给资本主义民主打了许多折扣，人民主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始终与社会现实存在着矛盾。但不管怎样，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总比中国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的宗法奴隶制要“民主”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总比生活在人身依附关系到处存在的宗法封建社会的人“自由”些，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思想总比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并与宗法制相伴随的民本思想更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 二、民本思想是以君为主体，民主思想是以民为主体。 民本思想强调“重民”、“爱民”、“惠民”、“富民”比“轻民”、“残民”、“暴民”、“瘠民”要进步得多。但这些民本思想主要不是从维护民众利益的角度提出的。民本思想是献给君主的一付清醒剂，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民众，对付民众的手段，是为了专制王朝的长治久安。 在中国古代，“民本”是作为“神本”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是古代思想家献给欲得天下的、有雄心的政治人物的良策，是政治角斗士争取民众的工具。殷纣王横行无道、重神轻民，结果失去了天下，周武王打着“敬德保民”的旗号，获得了天下。历史的事实使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神意是看不见的，神意要表现为民意，由民情见神意，“民之所从，天必从之”，〔4〕诚心事神，无视民众利益，必须灭亡。 到了春秋时代，一些思想家进一步发挥了“敬天保民”的思想。季梁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致于神”〔5〕的命题。 史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6〕一些政治人物也把争取民众作为获得天下的一种策略，卫州吁为了争取君位，提出：“求宠于诸候以和其民”。〔7〕宋公子鲍采用先施贷于民的策略，而夺取君位。 孔子继承了前人重民轻神的思想，提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8〕“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9〕孔子这些议论，显然大大淡化了神在政治中的作用。孟子则直截了当地把是否得民心看成是否得天下的根本原因，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者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也。”〔10〕齐王准备吞并燕国，征求孟子意见，孟子干脆地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