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0年代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西方政治学中，国家范畴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复归。这一复归的发端潜在于后期行为主义政治学实行的“新的革命”，得力于法国“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普兰查斯关于国家相对独立性的研究，而突出显现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针对多元主义理论发起的争论，以及关于权力精英统治”的研究。这一复归同时也折射着西方社会对20世纪巨型国家的批判，以及关于“究竟谁在统治美国”的问题求解。国内学界已开始注意到这一动向，并引起关于政治学、政治哲学，尤其是关于国家学说的新的思考。 一 国家范畴的复归，自然是针对国家范畴在政治学中的舍弃而言。国家范畴在政治学中的舍弃，从其学理渊源上说，是对高扬于18世纪、延伸于19世纪的理性主义政治观的突破，是对本质主义、规范主义国家观的悖逆。由于理性主义政治观的高扬，在本世纪初以前的学术史上，国家范畴一直在欧洲，包括美国在内的政治学说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政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概念工具。政治学在特别讲究学术体系严谨的德国，直接就称为“国家学”。在爱德华·史密斯和阿诺德·泽切尔合编的《美国政治词典》中，给政治学下的定义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国家的理论、组织、政体和实践”；而给政治理论下的定义则是，“一般说来是关于国家的起源、形式、行为和目的整个学说。”〔1〕这一表述被指认为现代相对立的“19世纪政治观”的典型表现。 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政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出现在美国。所谓“独立的”分支学科，主要是指政治学从原先无法分离的哲学、伦理学中独立出来，因而一开始就主张区别于哲学、伦理学的科学主义的研究取向，反对形而上的、规范主义的方法论。这样就把国家置于经验观察的、实证性研究的解剖刀下，价值原则开始失落，国家渐渐被视为“技术合理性”层面上的无“意义”的空壳。在美国，政治学早先的“历史—比较分析”学派和其后的“现实主义”学派，都在这个视角下观察国家。但尽管如此，国家仍不失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概念。 继后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美国“新政治学”运动中，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新政治学”运动在方法论上和上世纪末科学主义一脉相承，特别强调放弃“哲学家的方法论”，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统计学、经济学、物理学的方法来改造和促进政治学研究。但一个重要的新现象是国家范畴中心地位的动摇开始表面化。“新政治学”运动领袖之一的乔治·卡特林认为，把政治学的领域界定为“研究国家”是“不自觉地带有国家主义的时代精神的偏见”。（这里的“时代精神”指“近代”含义上的，卡特林认为国家是一个近代现象。 ）〔2〕他在政治学研究中引进经济学方法，认为应象经济学把握“经济人”那样，政治学的分析对象应从国家转向“政治人”，并以此为对象进行自然科学式的“政治实验”。反对者仍然有，如威廉·Y ·埃利奥特认为政治学无法做任何有价值的实验，政治学的目标是论证国家的真正目的和实现这些目的最有效的方法。这里的分歧既是政治学方法论上的，同时也是关于国家范畴的。但这种反对者的声势总是强弩之末。经过二、三十年代的“新政治学”运动，国家范畴在政治学中的地位便日渐衰落。 当“新政治学”运动在美国勃兴的时候，在欧洲政治学视野中，国家范畴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对国家范畴的挑战也已经开始，这里自然应提到英国的哈罗德·拉斯基和法国的莱翁·狄骥。拉斯基前期思想中，猛烈地批判了关于国家的“神秘主义一元论”，从而视国家为多元的社会团体之一种，其性质和应该拥有“主权”的职业团体、工会以及其他组织如俱乐部之类是相同的，并借用杜威的世界多元论中的“多元主义”来描述所有这些理论对象。于此，国家范畴的一元化地位便开始在多元主义框架面前发生了动摇。而狄骥所论证的“工团国家”则是由工会团体、雇主团体、各种公职人员协会、农业协会、小工商业者协会等团体组成的一种“公共服务”性的“劳动集团”。他认为，在这里，“公务概念就代替了公共权力的概念；国家变成一个劳动集团，不复是一种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握有公共权力的人们只有为了确保共同的合作才能使这种权力合法地动作起来。”〔3〕这样， 政治学观察的对象就必然是拥有“社会权力——工团的权力”的各种社会团体，国家只是其中作为“公共服务”的一个“劳动集团”，因而渐渐无需作为政治考察的中心范畴。 而真正在政治学领域中给国家范畴的主导地位以决定性否定的，还是“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在欧洲，拉斯基并没有把自己的多元主义理论坚持到底，而狄骥的“工团国家”也不过是一种论证中的企望。美国的“新政治学”运动简单照搬自然科学方法、经济学方法，不足以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来取代以国家为核心范畴的政治学体系。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则为打破国家的核心范畴地位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基础。行为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试图使政治学中的经验主义研究取向更具纯科学主义的特性，即如罗伯特·达尔所表述：“用已观察到的和可能观察到的人的行为来阐明一切政治现象。”〔4〕戴维·伊思顿强调彻底贯彻“经验取向”，因而必须以“政治系统”范畴取代国家范畴，以保证研究的明晰性、准确性、无“价值”杂质的纯科学性。这种方法论基础使政治学研究关注的是现实的政治运作而不是政治本体，是政治过程而不是政治性质，是关于政治生活中的“是怎样的”观察而不是关于“为什么”的思辩。因此，以经验观察的“行为”为基础的政治学就转向社会过程的研究，国家范畴因无法适应对社会过程各对象的统合而被放弃，并转向寻找新的范畴。哈罗德·拉斯韦尔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中的影响因素和被施加影响者；戴维·杜鲁门认为政治学应研究利益集团的政治和调节利益集团利益冲突的过程；E·C·班费尔德认为政治学应研究解决和讨论问题的一般活动，如谈判、辩论、讨论、力量的运用和说服等等行为。此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政治学系统主义者伊斯顿提出的“无国家政治系统”范畴，结构——功能主义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提出作为比较政治分析的概念工具的“政治体系”范畴，多元主义者提出的研究多元社会力量角逐各种价值物的“矢量”与“矢量之和”。至此，国家范畴似乎已经“无地可容”，似乎已经被行为主义方法论者们从政治学领域中“扫地出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