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和式社会主义民主:一种可能的中国民主模式探讨

作者简介:
彭宗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奔,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徐佳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原文出处: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内容提要:

一个国家在民主发展进程中,既要尽力实现民主的核心价值观,更要切实结合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制度传统和社会现实。因此,中国在构建自己的民主模式过程中,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但也不必完全照搬其民主模式,而应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的和合与民本思想资源,利用现代合作博弈的分析方法,构建中国的“合和式民主”模式。该模式的本质在于既突破自身已有民主模式的束缚,又超越对自由式民主模式的崇拜,通过合作博弈的制度设计来整合利益、化解冲突、消弭对抗,达到合作共赢与和谐治理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局面。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0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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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导论

      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民主模式,每一个国家的民主模式不仅是现实社会环境的产物,而且还深深根植于本国的历史传统。民主成功的国家都是把民主置于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中(郑永年,2008)。中国的民主政治如何发展以及未来的民主模式如何建立确实是一个复杂的大问题,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去探讨。如果从更深层的角度看,我国未来民主模式构建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个体自由权利与集体利益及权威之间的矛盾关系,如何处理政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冲突,即把冲突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促进冲突的各方合作共生与和谐相处,不影响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

      关于中国未来民主模式的构建问题,我们的主要观点是既要考虑民主的核心价值观,如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做到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也要从中国传统的合和与民本思想中充分挖掘有益的资源,运用合作博弈的方法对中国未来民主模式的构建进行深入的分析。因此,我们的初步研究认为,如果是基于真正的思想解放,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发展方向既不是传统社会主义民主模式(更多强调集体发展权和权力集中作用的民主模式,详见后面的论述和表1)的简单改革,也不是西方自由式民主模式(更多强调个体自由权和权力分散作用的民主模式,详见后面的论述和表1)的机械照搬,而是真正有自己特色的合和式社会主义民主。

      二、文献述评

      对西方民主的研究主要有: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即“民主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熊彼特,2000:395—96)。由于这个概念是以西方国家现实民主的运作为依据,因此,自由式民主逐渐成为衡量其他国家是否民主的标准,那些背离西方国家民主实践的模式,就有可能被错误地看作是经验上不正确的或不可取的模式(赫尔德,1998:266)。

      协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1960年代,利普哈特提出了协和式民主的概念;1984年后,他更倾向于用共识型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来代替协和式民主,认为共识型民主模式与多数决民主模式是相对的,强调非竞争的合作关系(Lijphart,1984);1999年,利普哈特以36个国家为对象,深入论证了多数决民主模式和共识型民主模式的分类,还对民主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制度设计与模式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共识型民主模式是协商的、包容的与合作的,共识型民主模式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优于多数决民主模式,打破了多数决民主模式是最好的传统观点(Lijphart,1999)。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1980-1990年代以来西方民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协商民主理论者认为,19世纪到20世纪初,民主化关心的是扩大选举,落实每个公民投票的权利;今天,民主化重视的是如何扩大公共领域,让每个公民都能发表意见。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理论应该逐渐被“以协商为中心”的民主理论所取代(Simone,2001)。协商民主力图超越自由式民主的缺陷,把注意力放在投票之前相关各方意见的表达、沟通与协商,并希望达成共识。但是,目前协商民主还无法享有独立的地位(Walzer,1999)。

      有关中国民主的研究可以归为四类:第一种思路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早期文献以及国际共运实践的视角探讨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与制度模式等问题。研究者认为,现在需要从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以及人民民主这三个方面完善中国现有的民主模式(高放,2006)。

      第二种思路是从中国本身的儒家思想与政治传统中发掘民主的因素。有悲观的观点,如谢复生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有着严格的官僚层级结构,个人淹没在集体中,没有与自由民主强调的个人权利相对等的概念,这样的传统很难导致民主(Fuh-sheng,2003);也有比较乐观的观点,如贝尔认为,东方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为东亚国家的社会政治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宝库,在进行变革时,东亚社会应该警惕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模式,因为它们在西方的运作已经问题重重,而东亚有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如果人权、民主和资本主义要想在东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同当代东亚的政治和经济的现实相适应,并与东亚儒家政治传统非自由化的价值观相契合。”(Bell,2006)

      第三种思路是主张大力借鉴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与经验。一方面对中国基层创新的“民主恳谈会”等民主形式进行诠释与指导(陈剩勇、何包钢,2006;吴乐珍,2005);另一方面则主张协商民主应该在与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资源、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制度资源相结合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协商政治(林尚立,2003;李君如,2007;张献生,2006)。实际上,也应该看到,协商民主理论是对西方自由式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反思、补充、完善和超越,如何借鉴协商民主的理念、制度设计等内容,创新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还需要很多努力(陈家刚,2008)。

      第四种思路则是以自由式民主为模板,探讨中国必然走向自由式民主的条件和进程,如吉利认为,中国目前的集权体制已经不适合现代经济社会的需要,他借助民主转型理论,主张将领导层和社会上的民主派结合起来,促使中国走向自由主义民主化转型的道路(Gilley,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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