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升级之后的第六年。如果在此之前，艺术学理论学科存在争议，尤其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选题等重要问题上有较大争议的话，那么进入2017年，这些争议逐渐达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踏入正轨，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深入探讨、稳步前行。 无论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有多少争议，在以宏大视角寻找艺术的普遍规律方面都是没有多少争议的。宏大视角要求学者们关注历史和现实中影响艺术理论整体走向的大问题、大观念，是对艺术现象具有影响力的理论问题的关注。寻找艺术的普遍规律，是在宏大视角的基础上，立足全局观照从深层次影响艺术理论走向的规律性问题。 2017年，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对艺术理论的中国立场、艺术与科学技术之间关系及艺术边界、艺术学理论“一流学科”建设、单科专业艺术院校如何建设艺术学理论学科等四大问题的关注方面着力较重。本文将从这四个方面观察2017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状况。 一、艺术理论的中国立场 2017年，艺术学理论学科对中国艺术理论独特立场与方法的观照是最为突出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是中国人观察艺术的基础，反映出数千年来中国历代艺术理论家立足中国大地品赏艺术、评判艺术的基本立场。进入现代社会，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随着西方艺术理论的引入，面对现代社会艺术现象的生成与变化，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新传统。 2017年9月15—16日，全国艺术社会学青年学者论坛在东南大学举办。该论坛以“艺术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与中国实践”为主题，分艺术社会学的理论视野、艺术社会学与中国经验、艺术社会史的理论与实践三个议题进行。东南大学卢文超副教授认为，以马克思主义者、布尔迪厄和贝克尔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将社会学推进到艺术领域，没有关注艺术的特殊性，是社会学对艺术学的“殖民”。沃尔芙、亨尼恩等人提出了艺术特殊论，对艺术还原论进行了制衡。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晓霞认为，新中国初期，各大艺术门类中都出现了关于中西、古今问题的论争。在对“西”“古”美学价值观的否定和批判过程中，新中国政府希望在艺术领域实现对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精英意识及其审美取向的改造，完成新中国艺术的阶层跨越，最终确立“人民文艺”的主体地位①。艺术社会学是一个传统学科，在新的时代，艺术社会学逐步将触角延伸到社会现实领域，思考中国社会艺术理论面临的新问题。 如果说艺术社会学已经主动介入中国经验，那么艺术人类学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关注中国视角。2017年10月20—22日，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大连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召开，会议主题为“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建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研究员发表了题为《重塑写艺术的话语目标——论艺术民族志的研究与书写》的论文。她认为，只有真正读懂了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基本研究角度，我们才有可能看清楚今天中国艺术人类学所要走的路、所要解决的问题。她详细论述了西方的艺术人类学发展的古典、现代与后现代三个阶段，并分析归纳了每个阶段所使用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而指出，中国几乎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一百年所走的路，但这条路又不完全是西方的路。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的艺术现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西方人类学家所界定的“后现代艺术界”在中国也一样存在，还由此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现代艺术界”，新的社会实践需要新的理论来总结，也需要有新的民族志来记录和来研究这一社会事实，如何“写艺术”在学界也变得越来越迫切。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认为，对于艺术实践者体验、理念、情感的观察、体验和深度的访谈研究，有可能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艺术实践中人体动作的复杂性以及对观念和情感的表达。浙江大学王杰教授同样选择情感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他将影视作品作为研究的切入口，分析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由红色乌托邦与乡愁乌托邦这两种乌托邦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情感结构。东南大学孟凡行副教授对艺术民族志研究中的情绪情感进行了论证。他认为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建构要基于特定地方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在对具体的艺术研究中，重点注意对地方性和地方感的双重挖掘。后者更多是对艺术的能动性、艺术界中人的情感、感受等的考察②。艺术人类学以其独特的理论与方法介入艺术理论研究，一直是艺术理论研究的独特力量。 与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相伴随的还有艺术学理论自身的声音。2017年11月24—26日，由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筹）主办的“艺术理论的中国视角”学术研讨会在东南大学召开，会议吸引了来自全国九十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二百余位学者，《中国文艺评论》杂志、《艺术百家》杂志、《民族艺术》杂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艺术学理论》杂志等业界知名学术期刊共同参与。会议以“艺术理论的中国视角”为主题，议题包括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文献的挖掘与现代阐释、域外学者视野中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西方艺术理论对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影响、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的融通生成。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认为“中国视角”提法是兼顾现有以西方的逻辑理论来强化东方的视点和重点，通过强化中国视角来建立尊重中国创作规律的理性认知。东南大学凌继尧教授以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两次错位阐释了中国艺术理论不是被动接受外国艺术理论，而是根据自身需要，经历了疏离和选择、偏振和重塑、滞后再选择的过程，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新传统。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指出，应大力加强中国传统艺术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继承与弘扬中国优秀艺术理论传统。东南大学徐子方教授认为，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家善于将审美与艺术、宇宙、社会、人生等根本性问题相联系，虽不擅长庞大的富有逻辑的理论建构，但其丰厚的遗产却蕴含着深邃的理论思考。东南大学王廷信教授对中国传统艺术批评理论中“味”的范畴从文化角度作了考察，认为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家从“物”之味—“意”之味—“艺”之味，关涉到富有创造意味的视角和方法，由“味形”到“味象”，由“品”而“格”，体现了古人独特的审美追求。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授指出，建构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之当代阐释话语体系应认清古典艺术理论当代阐释话语体系的定位、中西治学方法的差异、古典艺术理论话语体系的独特性。杭州师范大学杜卫教授则围绕中国美育传统进行思考，认为中国美育传统的实质是人格教育，这种美育传统对20世纪乃至当前的艺术教育仍具启示意义。中国艺术研究院李新风研究员从学科视角重申“艺术一般”的主旨，倡导“艺术一般”应作为艺术基础理论的中心范畴进行研究。 而在艺术批评领域，从艺术语言问题入手，涉及到中国传统艺术的创新问题。2017年11月29—30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陕西省委宣传部和西北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文艺长安论坛在西安举行，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论坛主题为“中华文化传统与当代艺术语言创新”，专家围绕着“语言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艺术语言的传承与创新”“‘一带一路’与中国文艺话语体系建设”三个方面专题讨论。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郭运德指出，“中华文化传统与当代艺术语言创新”是全球化语境下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如何阐释、激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艺创新发展的热点话题，也是文化研究和文艺理论、评论事业发展面临的前沿性课题。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艺术语言创新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必须追寻回望历史，深入了解中国艺术语言传统和发展脉络；二是必须紧密联系发展了的时代与生活，捕捉生活脉搏，熔铸时代精神，从社会现实的变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吸收丰富而又鲜活的有益养分，大胆在观念、内容、风格、样式上创新，让语言包括艺术语言在因应时代的变化中焕发出蓬勃生机；三是必须具有全球化的视野，从外来的文化资源宝库中汲取更加丰厚的滋养，进行中西艺术语言的整合与利用③。黑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林超然认为，针对于中国当代文论语言应该保持三个平衡：一是传统话语、民间言说与外来表达的平衡；二是典雅与通俗的平衡；三是书面语与日常口语的平衡。用这三个平衡来面对艺术，以发掘其思想来源、诗性特点、文化本色和美学品质，这将是中国当代评论家理应承担的文化责任与历史使命。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庞井君表示，本次论坛想营造一个“场”“境”，让大家能够激发思想。谈艺术语言的创新，要针对某个主体，要站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荣发展的角度来谈就可以克服相对主义。在当代艺术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还是欠缺内容。我们要去思考，如何注目人类社会发展最先进的方面，向人类精神最深处探寻，中华文化才有可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争得一席之地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