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比较文化语境的不断深入体会和跨文化意识的不断提升，美国汉学中的中国艺术研究方法论，也从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所严厉批评的简单比附西方艺术史阶段和进程的方法①，逐渐演进为乔迅（Jonathan Hay）所概括的综合研究，即“将中国传统的研究理路、西方的形式分析和图像学分析，以及因70年代英美学界‘新艺术史’兴起而形成的一套社会诠释模式结合起来”②。在艺术史和社会史方法之外，对于源自自身文化和对象文化的美学理念与思想，以及它们之间的相通或相异的把握，在中西文化与美学的相互碰撞中寻求调适的自觉，也在这些研究中逐渐得到或隐或显的表现，并在北宋晚期画家李公麟（1049-1106）这个比较受到关注、且具有不同寻常意义的研究对象身上得到了较为集中的折射。 李公麟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他“北宋晚期画家中唯一受到鉴赏家们敬重”③的名家地位，也在于其身份和艺术特征二者叠加时所体现的复杂性：一方面，他是文人士大夫，同时还是苏轼文人团体的一员，鲜明地坚持当时文人画运动中所表达的典型的文人审美观念，其艺术创作活动也具有明显的文人行为特征，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是一位文人画家；另一方面，他在创作活动中的兴趣表现又异于普通的文人写意遣兴，而是在人物画和叙述性绘画中造诣精绝，山水画也受人推崇，其技艺和表现能力远超典型的文人画家而具备近乎职业的水平，但在审美特征上又与典型的院派职业画家保持了明显的距离。这些特点在同一个研究对象身上的结合，使李公麟在美国汉学界的艺术研究者中受到了特例性的聚焦。 李公麟的这种特例性也对美国汉学界的研究者产生了冲击，使得他们既不能简单地套用对中国传统文人画理论“写意”与“遣兴”的一般认识，也不能像对职业画家那样贯彻西方式的视觉研究与形式分析，而不得不认识到其中包含的美学问题，并在美学观念和方法上进行调整。这些都来自李公麟作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地位、能力、审美行为方式和兴趣的结合，以及他对图像与意识形态（特别是原本由文字所承载的）、个人性因素与客观性主题之间关系的处理和表现方法。其在美学层面上的实质是如何处理其中反映的人、艺术对象、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表现为：首先，贯穿三者的审美经验具有何种程度的连续性，是体现为通常在艺术对象内被辨认出并命名为“审美”的经验模式，还是与其他领域经验的交集；第二，如何处理主体（无论作为创作者还是观看者）的介入表现以及个体性在这种介入中的位置；第三，如何认识和处理创作者所期望、设定与观看者所实行的观看策略，以及其中包含的观者与对象关系问题。美国汉学中的李公麟研究，在深层次上折射出美国汉学家们所持有的美学观念和方法，以及在跨文化视域下对这些美学问题的处理。 一、审美经验与审美场域的范围 从中国的传统视角来看，审美领域与其他领域、审美经验与其他经验之间具有毋庸置疑的连续性，尤其是主体身份、生活经验、文化经验对审美经验进行介入，审美经验也与这些要素紧密关联。仅以李公麟本身为例，《宣和画谱》的记载即体现了中国传统品评方式对其文人身份特性和相应审美背景、审美特点的突出强调。时人对其“绘事尤绝，为世所宝”④的评价，几乎处处置于非常看重其文人性的背景之中，并和与文人生活、文人属性相关的其他领域的经验和表现紧密关联：书法方面，“作真行书，有晋宋楷法风格”⑤；学识方面，“博学精识，用意至到”⑥；“其文章则有建安风格，书体则如晋宋间人，画则追顾陆，至于辨钟鼎古器，博闻强识，当世无与伦比”⑦，等等。审美取向上与当时北宋文人既要对其承载的文化有所继承，又要突破拘束并寻找体现自身主体身份和文化特性之道的要求相一致，“更自立意专为一家，若不蹈袭前人，而实阴法其要”⑧；“创意处如吴生，潇洒处如王维”⑨。同时，艺术上的审美与对生活形态的审美也构成连续性，强调文人的非功利性和儒道结合的思想特征： 仕宦居京师十年，不游权贵门，得休沐，遇佳时，则载酒出城，拉同志二三人访名园荫林，坐石临水，翛然终日。当时富贵人欲得其笔迹者，往往执礼愿交，而公麟靳固不答。至名人胜士，则虽昧平生，相与追逐不厌。乘兴落笔，了无难色。从仕三十年，未尝一日忘山林，故所画皆其胸中所蕴。⑩ 《宣和画谱》最后叹其因为仕途不甚通达而“止以画名”(11)，也体现了文人性与艺术性相连续、作为主体身份的文人性先于作为审美产出的绘画艺术性的立场。可以看出，以文人话语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审美话语虽然并不会忽视李公麟在艺术层面的造诣，但对其艺术造诣的审美品评完全被置于一个以李公麟的文人士大夫主体特性为核心的文人审美场域（aesthetic field）之中，该场域强烈地呈现出主体的文人性对审美经验的介入和二者的连续性。 审美经验与主体的其他经验的这种连续性，以及主体身份对审美的介入，在美国汉学家对中国艺术的论述中并非一个全然陌生的话题。1918年，活跃于当时中国学界的艺术收藏家和鉴定家福开森（John C.Ferguson），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做了六次关于中国艺术的演讲，次年结集出版为《中国艺术讲演录》（Outlines of Chinese Art）。在艺术的上位层面，福开森表达了一种具有典型“文人性”的文化决定论：“在中国，艺术是文化的表达。希腊人所谓的paideia，罗马人所谓的humanitas，中国人称之为学或问，意思是通过精神和道德的修养而获得的风度和品位上的提升……‘遵从文化’向来是艺术表达的第一要素，而文化是高贵的民族理想的产物……只有那些与文化精神相一致，对文化精神有所贡献的作品，才能在艺术殿堂占有一席之地——不管那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如何。”(12)顺着这一思路，福开森在对包括宋代在内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考察中提出了一系列将多种领域的审美经验予以串联、并体现它们的连续性的观点，如文学训练提供的修养和主题是绘画的基础、绘画与书法的关联性、中国绘画中的摹仿和重复主题现象是对传统脉络和主题的增殖性再生和阐释，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