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对产业结构的非线性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邓创,男,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吉林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计量分析与预测;付蓉,女,吉林大学商学院研究生。吉林 长春 130012

原文出处:
教育与经济

内容提要:

教育投入可以加速社会资源在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手段。文章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指数,从产业结构布局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两个维度考察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规律与区域差异,并进一步基于面板平滑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政府财政支出,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可以起到更好的促进效应,并且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的影响均表现出显著的门限特征。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8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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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17)05-0010-10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以增速放缓为主要特点的“新常态”阶段,传统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和加剧,传统的产业结构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已然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紧迫任务和必然选择。为此,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恰是产业结构的布局优化与升级。近些年来,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结构布局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经济新常态下提出的新要求相比,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仍不够快。因此如何从资源配置、人才导向以及政策扶持等方面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方向迈进,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学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分别反映的是社会资源的配置效果和效率。而教育投入被普遍认为可以加速社会资源在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财政教育投入,2012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首次达到4%,这意味着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比例正逐步扩大。但与此同时,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滞后性和盲目性等弊端往往导致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所起的作用受限,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只有将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结合起来才能增强产业结构布局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本文认为,实证检验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新时期提高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成效、兼顾教育发展的区域均衡,有着重要的经验参考和政策启示。

      关于教育经费、科技投入等财政支持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学术界存在“促进论”和“抑制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促进论”主要是从教育经费的规模视角出发,认为随着投入规模的不断积累,“干中学”和技术外溢的效果愈发明显,继而诱发技术创新(Romer,1990[1])、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并促进技术引进与吸收(Ciccone & Papaioannou,2009[2];Acemoglu,2003[3]),由此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速度和质量(周海银,2014[4];靳卫东,2010[5])。“促进论”的支持者曾世宏[6](2009)通过数理模型和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素质的提升能促进产业在价值链环节由低端向高端驱动。张海星[7]等(2011)对美国、日本政府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后,认为政府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有意识的安排和调整,可以形成推动产业结构布局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源泉,得到类似结论的还有靳友雯[8]等(2011)。赵文哲[9]等(2009)基于1992-2006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和通货膨胀的相关性时发现财政科技支出规模提升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抑制论”则从教育经费投入结构失衡角度考虑,认为地方政府在政绩追求的驱动下,将有限的财政支出重点集中于“短平快”项目而忽视了财政教育经费的投入,这样一来破坏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不利于产业体系完整、产业结构布局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Kaplinsky,et al.,2005[10];宋凌云等,2013[11]),长期将会扭曲社会资源配置及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均衡(张淑翠,2011[12])。还有一些学者基于教育层次分布结构得出教育经费投入的不平等分布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进程的结论,例如王健[13]等(2012)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发现高等教育投资显著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中等教育投资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安雪慧[14](2002)以总量函数为模型框架分析中国三级教育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明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其对教育的贡献率逐渐降低。蔡昉[15]等(2012)、陈建军[16]等(2014)和汪秀[17]等(2013)则认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取决于教育投入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匹配状况。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关于教育投入对产业结构影响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理论与定性研究,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并且由于模型和变量选择、模型设定条件及样本范围等方面的差异,得到的实证研究结果也存在较大分歧或矛盾。实际上,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及政府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投入—产出”的线性关系(杨晓锋,2016[18])。可见,对于这种非线性影响关系的研究使用简单的统计描述或线性回归模型,或建立回归系数在区制之间不具平滑性的PTR模型研究它们之间的非线性影响特征,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估计结果的偏误。有鉴于此,本文在技术上选用Gonzalez,et al.[19](2005)提出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TR模型)的一般形式PSTR模型,在该区制转移分析框架下,通过对模型的相关参数进行灵活设定,不仅可以有效捕捉参数在各截面单元间的异质性,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刻画模型回归系数在不同区制之间的不稳定性变化,且允许模型回归系数随着门限变量的变化作出平滑的非线性转换,进而更好地描述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非线性特征。同时考虑到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与受教育水平的正相关性,以受教育水平为门限变量,探寻在其平滑渐进的区制转换过程中,受教育水平与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及政府财政支出等主要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最后给出本文的分析结论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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