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对创作形态演变与艺术跨界整合的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楚小庆,山东聊城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客座研究员,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艺术百家》杂志社编审,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江苏 南京 210044)。

原文出处: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艺术作品形态的蜕变,受制于艺术观念的更新,更深层次是技术在创作中推动作品外在形式表现与内在观念创新的体现。由于介质的改变与艺术题材、外在形式等表现空间的拓宽,技术不断丰富着艺术的视听效果和体验维度;同时,人对技术的依赖程度有了明显提升,艺术场域依托于技术进步得到了极大扩展,作品创作和艺术精神都实现了对于原有地理空间、文化习俗等主客观隔阂的有效跨越。技术进步加速了不同艺术形态的跨界融合,顺应了高技术应用及其与有关艺术领域交叉融合的新趋向,这也是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关键。在此,从技术进步推动形成艺术形态的先锋性,推动提升了艺术创作语言形式刺激的阈限,延展了艺术自身和交往的空间,以及加速了艺术创作中不同形态的跨界整合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期刊代号:J0
分类名称:艺术学理论
复印期号:2018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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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以其特有的方式深刻地介入了人的社会生活和工作方式。技术延伸了人的肢体,扩展和提高了人的劳动实践和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不仅如此,技术还在另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行为模式,同时也被纳入到人的审美范畴之中,成为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技术进步视野下艺术形态的变化予以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技术进步推动形成艺术形态的先锋性

      在艺术发展进程中,艺术家们始终在努力寻求着具有充分表现力的艺术语言(形式、色彩、笔触、空间结构、明暗对比等方式),以充分展现自身的审美追求,因而在技术探寻的层面上,艺术创作者存在着天然的内在驱动力。而技术实践的成功,又使得艺术的形态为之一变。与传统艺术样态相比,艺术的新面貌总是表现出一种进步和革新的象征。正像在社会变革中迸发出的先进力量一样,革新与军队中率先作战、冲锋陷阵的“先锋”含义恰相契合。这也正是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论述的,“对艺术家来说,向他们所处的社会施加积极影响,发挥传教士一般的作用,并且在历史上最伟大的发展时代里冲锋陷阵、走在所有知识大军的前列,那该是多么美妙的命运!这才是艺术家的职责和使命”。①从以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所转述的圣西门对于前卫派艺术的观点和定义中可以看出,丹尼尔·贝尔对于“艺术”两字所寄予的希望是鲜明的,从社会学视角对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做了精辟概述。在历史长河中,艺术家及其创作的作品一直是社会风尚的倡导者,也是历代文人之人生境界追求和精神寄托的体现;特别在当代,艺术作品更是发挥了引导国民精神的“灯塔”作用。

      “先锋”(Avant-garde)概念起源于19世纪初。当时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最早采用“先锋”一词来解释艺术,他说:“是我们,艺术家们,将充当你们的先锋。因为实际上艺术的力量最为直接迅捷:每当我们期望在人群里传播新思想时,我们就把它们铭刻在大理石上或印在画布上……我们以这种优先于一切的方式施展振聋发聩的成功影响,我们诉诸人类的想象和情感,因而总是要求采取最活泼、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②在哈佛大学教授热纳托·坡吉尔利(Renato Poggioli)那里,“先锋”的概念与西方个人主义理念有关。坡吉尔利对先锋的关注点在于“奋斗”的概念,以表达“奋斗”“挣扎”的含义:“奋争”,就是要拨开人群,挤到前沿。这种对于“先锋”作用的强调,表达了社会大众对于采用艺术的方式和手段以推动社会发展以及创新、变革的期望。

      技术进步对于艺术创作领域产生的影响往往是积极的,也常常是跨越式和颠覆性的,并且通常以先锋艺术的姿态出现。这一点,在20世纪初期的诸多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中已经得到体现。当时先后应运而生的诸多艺术运动,就是受到了技术进步的巨大鼓舞。而且,随着飞机、铁路、汽车等高速交通运输方式和电话、电报、网络通信等远程传输的高新技术的出现,人们对于原有物理距离以及跨越空间距离所需时间概念的认知,已经发生了急剧的改变。而时空观念的改变,也相应引起了艺术创作题材、思想、作品内容、表现方式的变化。在20世纪初期,新艺术运动所产生的一系列艺术作品创作之中,对速度、效率的渴求和表现俨然成为新的趋势,在作品的美学思想和文化内涵的表现上,大都集中反映出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惊人力量。在一片生机勃勃和欣欣向荣之中,这些作品也向社会展现了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贡献及其重大意义。这是一种相对于传统艺术创作的新的艺术自觉。

      意大利先锋派艺术运动未来派是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中描绘新生活、展示新力量的一个主要代表。1909年2月,意大利报纸《艾米利亚小报》刊登了意大利诗人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的《未来派宣言》,其中宣称:“我歌颂冒险创新的热情、力量和无所畏惧的行为做派。”他鼓动人们弃绝传统的价值观,并对新科技大加称颂。他对速度和机械化的迷恋很快得到了建筑师、作曲家、作家、设计师、电影制作人和画家们的响应。及至1910年3月,意大利画家翁贝托·波乔尼(1882-1916)、卡洛·卡拉(1881-1966)、吉亚柯莫·巴拉(1871-1958)、吉诺·塞维里尼(1883-1966)和路易吉·卢索罗(1885-1947)加入了未来派运动联盟,并发表《未来派画家宣言》。他们在宣言中把主流、正统的评论家称为“自鸣得意的艺术皮条客”,还呼吁意大利停止恋旧,不要再沉迷于过去的艺术辉煌,而是要赞颂现代生活,为社会改变而欢呼,并且要培育出一种文化来反映最新的工业化进程。一个月之后,未来派作为一种得到外界认知的艺术运动开始成形,这个团体发布了《未来派绘画的技术宣言》,强调艺术家需在作品中表现和传达事物运动中的动态实质。

      在这些未来派绘画作品中,画家们开始采用一种新的视觉语汇来反映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其中对于速度和力量的歌颂是其重要的特征。直到1911年与立体主义相遇之后,未来派描绘机械动态的系统方法才得以成熟。他们采用了立体主义分解的平面、多重斜线和同一图像重复交叠的创作构图方式,并以此来描摹和表现时间、空间的变化移动。他们采用的色彩比立体主义更明亮、更生动,多是选择汽车、火车和自行车等机械产品作为题材主体。他们还在画面上添加以斜直线画成的“力量线”,以把观众的视线吸引至画面中心,比如巴拉的《飞驰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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