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7)04-0105-07 自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1]237，直至清末，儒家学说始终是历代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教育领域，儒家经典一直是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学生攻读这些所谓圣贤之书，以求通过国家选士考核(隋唐以后以科举考试为集中体现)，取得入仕为官的锦绣前程。可以说，中国古代教育的主体就是儒学教育。 按说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与古代教育实施应当相辅相成、协调一致，然而实际则不尽然。在古代教育活动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及体现固然处处可见，而违背儒家教育观点的现象也比比皆是。由汉至清，历代学者从儒家理念出发对现实教育的批判不绝于耳，可见在古人的眼里，教育也从未达到过儒家憧憬的理想水平。在教育目的、内容和方式方法等各个主要方面，儒家的主张与封建教育制度多有碰撞而难以充分贯彻。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能像儒家正统学者拘泥于理念层次的抱怨和纠葛，也不能只是归结于封建统治的专制腐败而造成教育的种种弊端，而应当就历史现象及其原因做具体分析，深入探究儒家教育理念与封建教育制度既相适应又相矛盾、既有推进又有制约的关系，本文着重探究二者的矛盾体现。 一、儒家学说适应封建时代的教育 中国自汉代起，历代封建王朝绵延两千多年，始终以儒家学说为尊，以儒家经典为教育的主体内容，显然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儒家学说适应封建时代的教育，仅从教育本身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儒家教育理念的高度普适性 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就是最有影响和价值的命题。它肯定人们在先天的本能和素质方面是相近的，造成个体之间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习”，因此都应该具有接受教育的条件和需要，由此开辟了从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入手来探讨教育作用的思路。此后儒家学者在具体论述人性方面有各种不同观点，但是都认同教育的普遍意义，使之可以并且应该成为面向全社会的事业。而道家、法家、墨家等其他学派的教育观都不具备普适性，也就无法在全社会整体层面实施。在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后，需要的正是面向全体臣民的治理术，在教育领域必然只能采用儒家理念。 (二)儒家礼治学说奠定治国方略 “礼治”本是儒家社会政治学说的核心。孔子把“礼”视为治国治民的方针大计，强调“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反对单纯靠政令刑法统治，而是应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并让民众自觉遵循。“礼治”就是要树立从个人言行举止到社会各阶层及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并落实为相应的规章制度，显然，这也是封建统治者所期盼的。而各种行为准则和规章制度需要通过广泛的教育举措来传播、推广，形成社会习俗。于是“礼”与“教”就密不可分了。正如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所论述的：“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1]235实际上古代的教育事务也是被划归到执掌“礼”的行政部门的，正是儒家理念的体现。 (三)儒家经典教育完备可行 教育理念落实到教育制度，还必须有充实的学习内容及载体，唯有儒家恰恰具备这些条件，这就是自孔子开始整理的经典及相关的论著。最初是“五经”(《诗》《书》《易》《礼》《春秋》)，此后逐渐增多至“十三经”及相应的注疏，其中“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成为首要学习典籍。孔子又是最早办学教导弟子的，到荀子时，主张“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并对经典的学习价值做了系统的概括：“《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劝学》)儒家已经奠定了经典教学的实践基础，于是在汉代尊崇儒术后，儒家经典便成为古代教育的基本学习内容。这些典籍本是儒家整编的历史文献及阐发自家学术思想观念的著述，一旦成为教材，并且是课程设置、教师教学特别是考核选拔的依据，自然难以避免地发生异化。 二、儒家教育理念与封建教育制度矛盾的体现 儒家教育理念与封建教育制度存在着价值取向的矛盾，其矛盾的表现是颇为广泛的。涉及教育目的、内容、方法以及师生关系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于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在教育目的方面，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处理学与仕、修己与治人的关系上 中国封建时代的特色之一是学有所成者可以通过选士进入仕途为官。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无论具体怎样解释，这句话总是反映了学与仕的密切关系。儒家认为，仕固然是学的必然结果，但不能作为学的目的。荀子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荀子·大略》)学习的目的在于通过修身、自律而完善个人人格，这就是《礼记·大学》中所概括的“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知识、技能的学习，归根结底是为个人道德完善服务的。修身当以自律为基础。孔子说：“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在修己与治人的关系上，修己是第一性的，治人只是修己的延伸，而且首先是通过榜样示范、感化的方式来体现，不一定非要为官施政不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下》)。故儒家不赞成一味追求仕禄，尤其反对不义而仕，或仕而不义。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并把“邦无道”时还贪恋官位视为耻辱。 然而入仕毕竟是为学者所不可能忽视的。从儒家观点看，治人和修己相比虽处于第二位，但仍是需要的。《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儒者历来的事业观所系。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官位，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又何由实现?即便从修身的角度说，如果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里贤士，其影响终属有限。况且在选士制度的支配下，被选中入官是对个人学业及德行水准的最重要的社会评价尺度，故非超尘脱俗之士，任何学者恐怕都难以完全漠视功名。《汉书·食货志》云：“学以居位曰士”。古代“士”阶层是游离于官民之间的特殊阶层，士为“四民”之一，又不同于农、工、商以经营物质生产或流通为生，而是靠非生产性的一技之长(主要是学术才干)为当权者效劳作为最主要的谋生途径。孔子也承认：“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不能获得官位的士人，连生计往往都窘迫不堪。既然入仕是谋生手段，即使是立志纯正的儒者，也不得不先取官禄，再求施展。而士人一旦入仕，则地位立刻发生根本变化，生计不消说再无问题，而且荣华富贵接踵而来。如此巨大的反差，对一般士人来说是难以抵御的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