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21)06-0074-07 全球教育治理主要指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通过协商、合作及博弈等多种方式参与全球教育事务，同时维持或确立合理国际教育秩序的活动。[1]全球教育治理的概念虽然是近些年才受到广泛关注，但事实上全球教育治理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双重浪潮下早已愈演愈烈，渗透到了国际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并对各国教育的发展形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一股“逆全球化”的风潮正在悄然侵袭着全球教育治理的内核，并对其产生引人瞩目的负面效应。 一、全球教育治理的“逆全球化” 对“逆全球化”的探讨较常见于国际关系等政治学论域，通常表示与全球化的进程背道相驰，民族国家或地区独立地对自我进行主动赋权和赋能的现象。近年来，随着英国脱欧带来的国际格局变动、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不断抬头，逆全球化从局部区域到全球范围持续发酵，并进一步透过政策理念与工具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埋下隐患。而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其剧烈的影响更是迅速波及教育领域，全球教育治理遭际了不曾料想的严峻考验，逆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状态。 (一)国际组织的治理话语趋于式微 长期以来，全球教育治理确立了至为重要的两个主体，分别是政府间国际教育组织和主权国家。在治理活动与实践当中两者也逐渐形成了两套不同的治理话语体系，相比之下不难发现，政府间国际教育组织所塑造的治理话语正在走向全球教育治理的舞台中央，占据权威主导地位。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为例，从其近年来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Rethinking Education：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等一系列报告中可以看出，UNESCO一直努力尝试着将全球教育治理话语权掌控在手中。其通过反复强调“面向21世纪，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在当前社会变革背景下，教育的宗旨是什么？”[2]等全球性问题并做出官方式解答，形成了一套属于教科文组织自己的治理理念。不过国际教育组织这种自上而下引领型治理方式有走向偏狭的趋势，它逐渐淡化了与各国具体教育治理之间的联系，难以满足主权国家多样化的教育诉求，这不仅招致各国对其治理效力的质疑，也进一步造成各国对全球教育治理固有模式的认同困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治理行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紧急性的呼吁和倡议。如UNESCO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Audrey Azoulay)等人在2020年3月26日的《时代周刊》(Time)上公开发表《停课扰乱全球儿童生活，我们如何助其继续学习？》(Closing Schools Has Derailed the Lives of Kids All Over the World，Here's How We Can Help Them Keep Learning?)的评论文章，强调抓住“停课不停学”的挑战和机遇。[3]二是发布调查报告和指导意见。如UNESCO的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于2020年4月9日在网站上发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支持全民教育的五大步骤”(Five Steps to Support Education for All in the Time of COVID-19)，并从协作、计划和交流等五个角度为国际教育治理指明方向。[4]由此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作出的努力仍是立足于全球性的制高点，阐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球教育应当作出的共同应对，并进一步开始对未来全球教育治理进行展望。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高屋建瓴的话语缺乏针对性的理念，并没有在主权国家具体的教育抗疫行动中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全球教育抗疫本质上仍然是由主权国家分别承担，世界教育再次回归到各自为治的景象。 (二)单边主义的治理倾向增添壁垒 全球教育治理虽在不同层面与维度推进了国家之间的交织和融汇，但学界也越来越多地开始反思其中的单边主义倾向。[5]全球教育治理的单边主义倾向肇始于教育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要素的渗透：教育越来越多地与商品、资本、人员挂钩，教育服务的产品化、教育集团和专业人员频繁的跨国流动促使教育活动的治理变得越来越像经济活动的治理。在此基础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带有强烈经济色彩的国际组织坚持贯彻着指标化的教育治理思路，通过各类大规模国际教育测评项目形成了常态化的“诏令”，进而利用教育横向对比的结果来传递“谁的表现好，谁的表现差”“谁应当向谁学习”[6]等治理观念。顺着该思路，各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从共同化建设转移到了相对性竞争，从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聚焦到了人力资本的内在增值。这最终导致全球教育治理表现为一种“孤立的全球化”，主权国家之间相对独立，彼此竞争，疲于谋求片面的民族性教育进展。 倘若说以上这种单边主义倾向是全球教育治理逐渐显现的症结，那么它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就确切地成了造成逆全球化的一大根源。当新冠肺炎疫情表现出全球大流行的趋向时，各国之间并没有选择通力合作齐心抗疫连成教育的坚实网络，相反地，却不约而同地奉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本国至上的宗旨，将全球精神抛之脑后。在此期间，国际留学教育成了逆全球化的“典型代表”，留学教育产业与各国留学生也为之付诸了巨大代价。一方面，全球高等教育产业链被迫断裂，高等教育集团纷纷从海外撤资。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最新发布的调查显示，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在本国及中国大暴发的事实影响，有48％的美国高校管理者选择了推迟或取消原本计划在中国开展的留学招生项目。这一现象在新冠肺炎疫情同样严重的欧洲国家中则更为普遍。[7]另一方面，突如其来的国际旅行限制和缺乏及时的多边援助，使得国际留学生的求学活动遭受重创。如澳大利亚于2020年2月初颁布了入境禁令，此禁令一直延续到3月14日，并将中国、伊朗、韩国、意大利等国公民纳入限制名单，这间接地催生了大批留学生经第三国返澳潮。一时间，曾经紧密连结的各国教育共同体走向松动瓦解，全球教育治理也陷入了沉寂和停滞。 (三)日趋增加的治理风险引发间隙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教育治理者们一致认为，从未有过哪个时代的教育能达到当下这番全球化的程度，教育信息的跨界传达、教育资源的虚实共享、教育成果的互通有无均为其所津津乐道。而在这美好景象中，极少有学者意识到随着教育界限最大限度的消弭、教育领域最大程度的融合，教育安全的大门也正在朝着危机敞开。就本次疫情而言，全球教育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初仅从少数国家起始，进而在空间和时间双向维度上快速扩展，其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影响程度之深均为教育史上罕见。从这个意义上看，风险在全球教育体系中的传播远比利益来得更加迅猛。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也佐证了这一事实：截至2020年2月底，只有中国和几个受严重影响的国家采取了关闭学校的措施来加长教育距离，从而降低病毒在校园中传播的可能性；但在此后仅仅2周的时间里，有多达120个国家关闭了学校，全球近10亿学生处于失学状态；到了3月底的疫情高峰期，这个数字又增加到了161个国家和16亿的学生，全球80％的学校教育活动被迫按下暂停键。[8]更为重要的是，治理风险不光体现在校园安全领域，教育财政问题是更需要受到关注的对象。人们发现学校停摆并不能阻止既定教育费用的产生，而这些费用将难以高效地转化为学生的个人成长动力与学业提升。教育投入产出比的急剧下滑为各国教育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